刘金松李浩杰彭梦飞
　　高校招生腐败的黑幕终被掀开一角。近日，人大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闯关被抓的消息引发各界对高校招生腐败的关注，一时间“一百万上人大”、“招生处长贪腐数亿”的新闻不断挑战人们对高校招生腐败原有认知的底线。
　　据人民大学官方确认，蔡荣生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不排除在招生环节出问题。在这之前，蔡荣生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这一充满“油水”的岗位上浸淫逾十年。
　　人民大学是中央巡视组在第一轮巡视中唯一进驻的高校，蔡荣生也成为巡视组离开后第一个被确认协助调查的中层干部。
　　对蔡荣生的调查有望揭开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招生腐败被认为是高校继基建腐败、学术腐败后的另一重灾区。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蔡交代的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已达数亿元。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加大，招生处长不仅日益成为高校内部令人艳羡的“肥缺”，也成为高校招生腐败链中的关键一环。
　　招办的权力
　　在蔡荣生被调查之前，关于人大存在招生腐败的传言已在网上出现，更有人大教授两年前即预言：人大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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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中央巡视组向人民大学反馈的巡视结果，进一步佐证了人大招生存在问题的猜测。巡视组在向校方反馈时指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领导干部薪酬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同时，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的线索，已按规定移交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在其博客中评价说，巡视组的问题总结均有所指，但有些客气。两个月后，即传出人大招生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在深圳闯关被抓事件。公开资料显示，蔡荣生198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先后在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自2003年起担任过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等职务，并在人民大学担任人大本科“招委会”副主任。因蔡荣生是人大前任校长纪宝成的学生，在人大校内，蔡也被认为是纪宝成的嫡系之一。
　　对于蔡荣生被调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民大学教师表示，“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在招生处长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年，想不出事都难。”
　　此次蔡荣生被调查，外界关注较多的是自主招生问题。据参与过本科自主招生的人民大学工作人员闻风介绍，从形式上感觉不出自主招生有什么问题，整个过程都非常严谨。据其介绍，人民大学自主招生笔试阶段，参加以清华为核心的“华约”联考，试题是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出题，统一改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泄题等人为干扰因素。
　　在面试环节，考前五分钟才会告诉负责面试的老师去哪个考场，负责面试的老师不知道面试的学生是谁，来自哪里，只知道编号。题目也是随机抽取的，题目范围很广，想提前准备很困难，得靠长期积累。“从我看到的情况，还算做得不错，关键是事后怎么做，我就不太清楚了。”闻风说。在闻风看来，也恰恰是像他这样的面试老师都不清楚的事后环节，给了高校招生办操作的空间。实际上，很多案例都证明这里面是有很多暗箱操作的。
　　在人民大学内部，一个人大“3+1留学预科班”学生成功“转正”的故事，让一些闻知此事的老师们惊诧不已。“3+1留学预科班”是人大培训学院的一个出国培训项目，人大不负责文凭，也不提供学籍，在人大学习三年基础课后，最后一年到国外找个学校拿文凭，能否考取国外大学的文凭，全靠自己。
　　一位曾专门了解过此事的人大教师感慨说，“像这样连三本线都不够的学生，到我们学校上了正规本科，可以如此运作，大家认为这个人不简单。”还有人说是海外归来的华侨，英语却不过关。
　　“自主招生”正在成为新的具有较大自由度和潜力的领域。根据人大官网公布的数据，2012年人大自主招生考试合格人数为514名，占当年本科层次招生人数的16.7%。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2年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的通知，自主选拔录取计划纳入试点高校年度招生计划，试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人数一般不超过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
　　据介绍，今年6月份招生的时候，人大学校招生办负责人已在内部会议上透露，鉴于自主招生、保送出现的问题和争议，明年各高校的招生名额要减少。“说明教育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取消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闻风说。
　　在闻风看来，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应该坚持，不能因噎废食，应该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但问题是放权的同时，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约束、监督。从目前来看，这一领域的公开、透明、群众监督做得还不够。
　　禁不绝的“点招”
相对于“自主招生”领域存在的招生问题，“点招”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截至目前，国内有80所高校拥有“自主招生”资格，而“点招”却是放之各高校而皆准的招生腐败模式。
　　“点招”又称“指名录取”，是指高校对一些分数达到最低控制线但又达不到学校录取线的考生点名录取。“点招”的出现源于高校招生中的机动指标。闻风以人大为样本举例说，人大本科阶段每年的招生人数在3000人左右，每年向各省分配招生指标之前会预留1%的名额用作机动指标。
　　闻风认为，设立机动指标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初是为了让高校根据不同省份之间的生源情况对招生计划进行动态调整，对于当年生源好的省份可以利用机动指标再追加招生计划，但最终却演化成了高校招生中的交易筹码。
　　机动指标设立的初衷，有不同解读。有教育研究者认为，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一些权力者的需求，一些地方的头头脑脑、高级官员为了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了解决这些人的需求，高校会预留一些机动指标。在高考录取时，通过“点招”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点招”这一怪胎从诞生之初就与权力紧密相连。
　　据郑州一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介绍，随着高考录取形式的改变，“点招”的空间也不断缩小。据其介绍，在传统投档模式下，一般是按录取名额的120%投档，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录取100名，那么从第101名到第120名都存在被“点招”的可能。在这120个投档名额里，学校有各种理由可以决定录取谁，凡是越过高分录低分即为“点招”。
　　不过在目前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情况下，基本不存在“点招”的机会。据该招生办负责人介绍，实行平行志愿后，录取的当批只投一次档。在投档之前，各个高校和省级招办之间要有个模拟投档，会把志愿是什么、分是多少、是否同意调剂专业等各种因素都模拟出来，一般经过多次模拟后，投档的精确度非常高。其所在高校近几年投档比例最高的是100:105，通常都是100:102。
　　而教育部也在近年不断出台打击“点招”的禁令。今年5月份，教育部还曾专门发文，开展以整治“点招”违规行为为重点的专项治理，对于违规降分录取的“点招”行为一律立案查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教育部严厉打击“点招”的行为，不但没有消除“点招”这一高招怪胎，反而使“点招”行情一路飙升。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由于今年“点招”名额的减少，江苏一些所谓“点招”中介开价也基本上都翻了一倍。南京一些重点大学的“点招”费飙升到了90万，一些师范大学的“点招”费也要40万，还要另加操作费。
　　上述郑州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也表示，虽然高招录取日渐规范，教育部也不断出台禁令，但也不排除有“点招”的可能。
　　空间有多大
　　虽然高校招生腐败收的是学生的“零散”钱，但从过往披露的案件来看，涉案金额也在不断升级。
　　2008年，湖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高校招生受贿案，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监察与督查处副处长谭博文被指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帮助69名考生通过了高校“点招”，收受考生家长和招生中介贿赂280万元。
　　2010年，原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为他人子女上大学提供帮助，受贿金额达955万元，另有11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到2012年6月爆发的辽宁招考办窝案，据媒体报道仅涉案者供认的金额已达数千万元。
　　对于此次外界盛传人大招生腐败涉案金额或过亿元，闻风认为不排除有这个可能。闻风分析说，仅本科阶段，人大每年招生3000多人，按1%算有30多个机动指标，人数虽然少，但收费比较高。对于网上流传“一个人100万的标准”，闻风表示得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一位自称为北京某高校送过学生的招生中介代理人表示，送学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价，一般是中间代理人和学校招生办负责人对接，谈妥一个大约的“代理价”后，根据学生的家庭、分数情况看人下菜。虽然这位中介代理所办的学校非985高校，但送一个学生交给学校的价格也在30万左右，而这还是两年前的行情。
　　据闻风介绍，现在招生运作空间很大，除了“点招”、“自主招生”这些高难度的操作外，调换专业、加分、办特长生都是可以运作的。“从差的专业转好的专业，不能白转，差几分可以给你操作一下，这些都有空间。”闻风说。在闻风看来，本科、硕士、博士招生比较起来，本科招生漏洞是最大的，各种各样的口子都为操作留下了余地。
　　从于兴昌案披露的细节，也印证了闻风的观点。于兴昌近千万的受贿中，既有5000元的调整专业“好处费”；也有收取20万元，提供从录取到保证留校任教的“打包服务”。
　　在于兴昌159笔受贿记录中，除最大的一笔122万元贿款来自替人拿地之外，其余皆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等有关，每笔贿款少则5000元，多则20万元。
　　堵制度漏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高校招生腐败的根源还在于行政权力不受监督。中国高校的招生从一开始就是权力干预的结果，从对各个地区指标的分配、投放，到具体运作环节；从学生报名开始，到最终招进这个学校，任何一个环节不受监督的权力都有可能造成腐败。
　　储朝晖认为，虽然目前也在不断推进阳光招生、推进自主招生扩大高校自主权，但目前中国高校的招生体制总体上还是行政主导，既然是行政主导就必然有权力介入的空间，就必然有一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储朝晖举例说，在哈佛招生中，2600分的他可能不招，1400分的却有可能被录取，这中间就需要专业团队评估，他会看你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得到这个分数，进而做出判断。就好比一个学生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学校考80分，和一个在北京附中或人大附中的学生考个80分，其分数一样，但背后蕴含的潜力和素质完全不同。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增科曾承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和资助的课题中国“高校腐败治理研究”。在他看来，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高校也不是一种世外桃源，凡是存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方，都会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像评审权、基建招标权、招生权，这些权利本身和其他权利一样，如果权利之间没有分割制约，很容易滥用。比如现在提倡的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教授有了治校的权利，他也可能腐败。高校去行政化有利于解决部分腐败问题，但也不是解决所有高校腐败的灵丹妙药。如果把招生制度比作一个木桶的话，现在要寻找的就是有没有短板，要把这个短板补齐。可能就是要采取这种方式去杜绝它的漏洞。
　　(应采访对象要求，闻风系化名)
近年招生腐败案件
▲2002年 李兆森
　　广东某全国重点大学副教
　　授、体育部副主任李兆森，在2000年9月至2002年1月，利用为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和采购校服的职务便利，受贿22.4万元，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
▲2003年—2007年 谭博文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原监察处副处长谭博文，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帮助69名考生通过高校“点录”，收受贿赂279万元。
▲2004年—2006年 金勇
　　四川内江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金勇收受两所中学校长贿赂款206万元，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学补录名额，将这两所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
▲2010年 于兴昌
　　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
▲2012年王哲夫付学东王新民
　　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哲夫和副处长付学东，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辽宁省纪委、省检察院办案人员陆续带走调查。另有一名副主任王新民，闻讯跳楼自杀。
▲2013年11月 蔡荣生
　　原人大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蔡荣生自2003年起担任过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等职务，并在人民大学担任人大本科“招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