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宁
　　这条宽不到五米的小河，给故乡数代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夏天，放学之后的小孩在河中痛快地摸鱼、扎猛子；在麦地里忙了一天的大人则在河中洗去一天的疲惫。河水沁润着两边的农田，河岸上的青草是牛羊的主要口粮。
　　如今，由于上游的造纸厂排污，小河泛出富营养化导致的暗绿色，河泥散发出的腥臭让人不愿靠近。虽然河水已不再适合游泳，但仍是农田的主要灌溉水源。
　　这条小河叫做天然渠，是黄河的支流。小河北侧百米处是东王庄村，隶属于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留光镇。东王庄村是故乡，也是广袤国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它距离封丘县城25公里，距离新乡市区60公里，距离省会郑州100多公里。
　　故乡看似远离城市文明。一周的春节假期过完，这里给记者的感觉就像村边的小河——彻底变脸。
　　村中一座座两层小楼拔地而起，村民的院子里停着面包车、小轿车，甚至价值上百万元的奥迪A8。喧嚣的牌局上，每人每晚输赢上10万元不算稀奇。外出打工的村民虽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被置于匮乏的精神生活、不散的雾霾以及塑料袋、铁皮桶、死鸡、死猪等生活垃圾的围城之中。
　　这些表象之下，故乡的乡村秩序，正在或者已经坍塌。
矛盾
　　叔叔是村诊所的大夫。他平时就在这座一千多口人的村子里活动。再远一点，就是去留光镇上的医院批发些药品。这个活动范围，一辆摩托车代步绰绰有余。而在今年春节之前，叔叔耗资9万多元买了一辆东风风行SUV。
　　这辆SUV与前两年刚刚修建的两层楼房一起，将叔叔家并不宽敞的院子填得满满当当。春节期间，这辆SUV仅载着叔叔一家走了两趟亲戚，其他时间停在院子里。叔叔每天都耐心地擦拭车身。“你平常不怎么出远门，买辆车干啥？”面对质问，叔叔反问道：“你看看村里谁家没个轿车？我买了不开，放着也好看。”
　　这种心态，左右着故乡的消费习惯。十年前，家里有辆拖拉机，已相当风光。五年前，拖拉机不再新鲜，盖楼成为潮流。囿于缺乏理财渠道，再加上一轮又一轮的家电下乡优惠和机动车下乡政策，近些年的农村市场迸发出越来越惊人的消费活力。村里八成以上的人家购置了诸如面包车、轿车和SUV等机动车。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是村民走亲戚的热门时段。这三天，在留光镇主干道与106国道交叉的丁字路口，常常出现堵车长龙。“每到春节、中秋，这条道堵得比郑州还厉害。”表弟坐在那辆耗资五万元的面包车中，不无夸张地说道。
　　堵了将近20分钟，面包车驶至镇边的一家KTV旁边。自春节甫一开业，便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客人。“这家（KTV）的陪唱年龄太大。她们说自己只有二十多岁，但看着至少都有三十多。”表弟虽不满意KTV的服务质量，但还是坚持从晚上七点等到十点多。他觉得自己在家“快憋坏了”。
　　如今的表弟，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河边放羊、在河里洗澡、光着脚踢球的小男孩了。
　　五年之前，表弟的爸妈耗资10多万元，给他盖了一座两层小楼，随即又花了20万元，为他娶了媳妇。他育有一男一女。
　　大年初四晚上，表弟去邻村“推饼”。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内，他输掉了两万多元。表弟瞪着通红的双眼，坐在旁边气呼呼地说：“家里就差个取款机，不然老子接着跟他们干！”
　　这两万多元，是表弟过去一个冬天的全部收入。但他说，“我这只是小钱儿”。村里那些包工头一晚上的输赢都在10万元以上。
　　住着楼房、开着小车的村民，春节期间除了赌博和看电视之外，再无其他的消遣方式。这种物质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匮乏，成为当下农村尤为突出的矛盾之一。
　　“两年前，镇里领导承诺给每个村配一些健身器械，再建一个活动室，说让大家在活动室里看看书、玩玩电脑、唱唱戏，丰富农村人的文化生活。”妈妈说，这种所谓的“新农村建设”至今还停留在口号阶段。
　　对于河流污染、雾霾严重、垃圾围村，以及粮食有可能被河水污染等问题，妈妈淡然面对，“农村就这样，你别大惊小怪的。”
欲望
　　春节过后，青壮年悉数离开，村里只剩下些“老幼病残”。
　　像河南的大多数农村一样，故乡的村民每人可分到一亩多农田，勉强糊口，不够养家。这里没有能衍生巨额财富的矿产资源，也不像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农村，早早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更不像拥有城市地缘优势的城中村，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建设小产权房实现快速城镇化。
　　外出打工，成为他们改善生活的主要路径。
　　20多年前，村里的男性青壮年前往郑州、北京等城市从事瓦工和水电安装。每天挣个十多块钱，足够让他们欣喜。随着劳动力价格水涨船高，如今每人每月的平均收入达到了5000元以上，这相当于北京市城镇单位职工2013年的平均工资水平。
　　“一天不给个一百两百的，谁给你干？”村中的留守妇女早已不甘留守，很娴熟地用这种反问句式跟包工头讨价还价。
　　村里过去的年轻人，大多将旺盛的精力燃烧在到邻村打架、泡妞等“爱好”上。“以前兄弟多的在村里都很光棍（厉害），谁都不敢欺负。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见过世面，不比谁孬了，比谁家有钱有势。”说这话的堂叔以前是个狠角色。这些年，他通过承包建筑工程赚了些钱，不仅开上了十多万的轿车，还专门配了一幅平光镜架在鼻梁上。
　　耀眼的中国城市文明，正在深刻改变着村民的价值观。原本闭塞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欲望毫无保留地敞怀迎接。
　　村里小学校长说，村校合并之后，村里的孩子只能每天骑车六七里地，到镇上读初中。这些留守儿童大多初中尚未读完，便跟随父母进城打工。“上学没啥用，还不如出去打工”，这种观点相对过去的“书读不好，就让你出去打工”，呈现压倒性优势。
　　最近七年，村中再未走出过大学生。
　　就连父母也开始质问：“你在北京当记者有啥好的？还不如回咱县当个公务员。”在他们看来，权力可以变现，可以提高家族在村中的影响力。
　　而现实却是，那些过早辍学的年轻人，在被城市文明吸引的同时，却无能力与其达成和解。其中金钱已经彻底改变了父辈“娶个媳妇，过一辈子”的朴素婚姻观。定亲价格从几百元疯涨到两三万元，以及结婚前后总需二三十万元（抛去婚房费用）的大手笔投入，使得婚姻中的感情成分渐渐淡出，交易属性越发明显。
　　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因在现实生活中出轨，有的因网恋抛家舍子，还有的是发财之后“就想换个老婆”。
失序
　　这些只是故乡巨变的一些表象。在这背后，农村的伦理秩序正被破坏殆尽，通过宗族自治所维系的人情社会不复存在。
　　爷爷过去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纠纷，无论公共亦或私人，经常能通过他的调解消弭无形。比如婚丧嫁娶、修屋葺院，宗族里的老年人关起门合计一番，即可安排得井井有条。
　　各个村中，都有类似这样的“族长”存在，他们在协调村庄生活方面举足轻重。如今，多数“族长”已经过世，一些老年人想接过“族长”的指挥棒，但他们彻底失去了与那些在城市中闯荡的青壮年对话的资格。这些原本在宗族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青壮年，自诩见过世面，则认为他们是群“又没用又爱管闲事的老东西”。“好烟好酒地伺候着，让他们来帮着拆个房子都很难。按工时算钱那就另说了。”老校长仍在缅怀，“那时候，一天就管三顿饭，七八个壮劳力一分钱不要，四五天能盖起一座三间大瓦房。”
　　在他的记忆里，30年前的故乡还都是破旧的平房。但全村几个大家族，均会自觉地腾出一间空房，常年用作祖宗祠堂，供奉祖宗牌位。此举守旧，却承载着村民的传统习俗：尊重祖先，孝敬父母……
　　近些年，楼房越建越多，但再也没有祠堂的位置。只在过年时，各个家族才会搭建起临时祠堂，等春节过后又迅速拆掉。
　　官民之间，村民之间，家族之间，乃至于家人之间，似乎只剩下金钱关系，整个故乡的信用体系几近破产。
　　遥望孤独无望的晚景，一些村民信了邪教。他们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戳中这群人的痛处，引诱他们“花钱入教保平安”，欺骗他们“等到老了有神管（你）”。2012年12月，在全国大规模围剿“全能神”的活动中，我曾回到故乡调查采访此事。
　　虽然通过政府对邪教的重拳出击和宣传提醒，使得这些信徒改邪归正，但他们精神空虚和老无所依等警报仍未能完全解除。“村里种地的都是我们这一辈的人。等我们老了，他们谁愿意回家种地？我们干不动了，谁又养活我们？”在对“养儿防老”信心羸弱的情况下，五六十岁的父辈无不在考虑这些问题。而农地规模化经营，或能以回报土地租金的形式解决他们的养老难题。
　　按照现代乡村治理模式的要求，村委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应是乡村秩序的重塑者。比如农地规模化经营，他们有必要担起重任，或争取扶持资金，或引进社会资本，引导村民达成共识。多位亲戚透露，镇里个别村庄对此有过意向，但浅尝辄止无一成功，因为“困难总比办法多”。
　　事实上，此类缺少利益回报的村庄公共事务，村干部和镇干部既没有介入动力，也没有权威调整。“党和政府确实想为老百姓办事，但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了。就像村里的干部，哪个不琢磨着为自己捞点好处？”一些村民表示，故乡的村干部“油水不多”，但选举时一样需要金钱、权势的背书和支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故乡的柏油路。
　　这条道路因为年久失修，每逢大雨积水严重、处处阴沟，整座村庄便成为无法进出的“孤岛”。虽说如此，不管是村民还是村官，对此都保持缄默，任由坑洼和沟坎磨损着他们昂贵的轿车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