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无论是古代的家政学，还是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抑或19世纪末“边际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学，都有着各自严格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宏观上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性质上主张主观主义，反对客观主义。自19世纪末“边际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和数理逻辑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试图以与物理学相同的范式和方法来处理人类社会的经济事务。这种物理学式的社会政治哲学方法就被称为自然主义或者逻辑实证主义，而奥派经济学人称之为客观主义。所以奥派在经济学中主张的“主观主义”，不是我们日常作为贬义词来说的主观主义，而是反对将经济学物理学化这个意义上的主观主义。奥派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实际是以人的科学和人的行为（human　action）反对社会政治哲学领域内的物理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其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意义上的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研究，反对统计学意义上的集体考察和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末世论的历史集体主义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有赖于建立在宏观经济和统计学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奥派经济学在这里倒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个体主义的哲学视角，在此与霍布斯和洛克的个体主义政治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反对历史主义，主张人的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演绎结构。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门格尔之所以开宗立派，就是在19世纪末与德国社会政治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思潮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将社会事物包括经济事物化约为历史主义的时代演变。到了奥派后学、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那里，提出了“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本身具有与历史变迁无涉的先验的理性结构。米塞斯著有Human　Action一书，夏道平先生在七十年代呕心沥血四年，将之译为八十万字的中文本在台湾出版。中文世界通常将human　action翻译为“人的行动”或“人类行动”，但是夏道平先生在其中译者序言中特意说明，奥地利派学说中的hu-man　action有其独到意义，按照奥派语境译为“人的行为”更为贴切。
　　第四，在对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研究方面，奥地利学派始终与哲学上的先验论和心理主义有纠缠，始终面对先验演绎与经验内容的关系问题。奥派创始人门格尔在此主张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上的实在论和本质论；第二代维塞尔坚持康德主义和心理主义（“应用心理学”）；第三代米塞斯开辟形式主义的先验论路线，主张行为（human　action）与理性的同质，认为行为的先验逻辑结构与思想的先验逻辑联系在一起；第四代传人哈耶克偏离米塞斯的形式主义先验论，走向卡尔波普的证伪理论；另一位第四代传人拉克曼则主张奥派方法与韦伯的“理解的方法”的融合。当代奥派有些人主张奥派方法是“解释学的方法”，走向多元主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