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自己轻视的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直到今日国人才因黄遵宪的书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一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那时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他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其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初，黄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总理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总理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也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总理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二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30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其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20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