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看西域，要用世界文明的眼光，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前，东西方交通主要就是这条路了。
莫把新疆当西域
　　汉代的张骞，号称“凿空西域”，可他不一定是通西域的第一人。往前推，有《穆天子传》，传说，周穆王驾了八匹骏马，往西域去，去与西王母相会。西王母是神话里的神物，穆天子是历史中的人物，神物约会人物，不太靠谱。
　　那就再往前推，推到彩陶时代，到马家窑那里去，彩陶文化依稀着东西方交通的影子，绚烂的彩陶器物似可见马家窑人通西域的痕迹，向我们昭示了由当时的东西方交通带来的史前那一次彩陶之路的文艺运动。其实，真正为我们呈现灿烂而有规模的东西方交通，是从汉唐开始的。
　　那时的西域，有许多小国，匈奴人来过，亚历山大来过，罗马人也来过。接着汉人来了，张骞“凿空”了这里。
　　西域之名，初见于《汉书·西域传》，名因张骞而起。西域，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以西，行至地中海；以东，迄止玉门关。
　　作为行政区域的新疆，已是清朝乾隆年间才有的事，乾隆将收复的国土命名为“新疆”，反倒使历史的遗产变成历史遗留问题了：在“新疆”以前，那西域旧土归谁呢？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看上去，新疆仅为汉唐西域之一。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可以说是汉唐西域的一部分，在地理上，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新疆属于狭义的一部分。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新疆与西域已风马牛不相及。新疆，还是王朝里的行政单位，而西域，则是横跨欧亚的文化江山之地理单元，唐诗的江山，几乎有一半在西域，“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不朽的唐诗，给西域添了多少诗意？就在那条丝路上，唐人“抱布贸丝”，还写诗。
　　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用“文艺复兴”来谈论那个时代的西域，真不过分。有人曾问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先生愿往何处，居何地？汤氏回答：往唐朝去，居西域。
　　汤因比心目中的西域，近乎圣域，除天堂外，人世间，莫过于此。作为一名研究文明史的专家，眼见文明的冲突，遍及于世，面对文明画地为牢的狭隘现实，他遥想当年的西域……多少文明际会于此，古老的与新兴的，东方的与西方的，西域那么大，无一国能辖之，非一家能囿之，就大体而言，它还是自由的空间，天下攘攘，为利往，自由而往，一根文明的纽带，使人走到一起来，把个西域，走成了世界文明的会所，人类信仰的乐园。这纽带，有丝绸、有玉、有黄金、有马、有珠宝香料。尤其是丝绸——最美丽的中国制造：植桑，养蚕，吐丝，结茧，化蛾，然后，织锦绣。
　　试问，迄今为止，哪还有比这更为天然更加美妙更富于诗意的产业？若谓西方文明以机器擅胜，中国文明即以天工见长，如丝与瓷，皆以天工开物，非以机器生产。
　　从古希腊人开始，欧人就以丝绸来命名它所不知道的那个东方丝国，名之曰“塞利斯”。亚历山大东征，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进入塞利斯了，可他不知，没能翻越世界屋脊，他死后，帝国解体，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在西域，留下希腊化世界的政治遗产，有许多城邦小国，就散落在天山南北，有的还攀上了世界屋脊。
　　就这样，希腊人将城邦的种子，从地中海东岸一直撒播到帕米尔，七十多座亚历山大城，形成一道城邦走廊。《汉书·西域传》将这种希腊化城邦译作“骊靬”。
　　最东端的亚历山大城，是阿富汗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阿依卡诺姆古城。这座古城可能是亚历山大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后缔造的，也可能是他死后部将塞琉古所筑，在康居境内，希腊史料和唐朝都把这座城市称作粟特。康居是中亚锡尔河北岸一个斯基泰部落，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当时在康居治下，粟特人以撒马尔罕为经济文化中心。张骞去大夏途中路过康居，很可能访问过阿依卡诺姆城。但他忽略了哲人的手稿。这里出土的亚里斯多德手稿，也许是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随身携带老师的手稿。
　　当张骞被康居王友好地送到大月氏时，大月氏人已经征服阿姆河南岸的大夏国。希腊史料称“巴克特尔”或“巴克特里亚”。张骞称大夏首都为“蓝市城”，蓝市即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别译，位于今天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23公里的沃济拉巴德城附近，大月氏把这里经营成他们的“黄金之丘”。
　　汉朝给西域带来汉锦、铜镜、漆器，希腊化则带来哲学、信仰、城堡、雕塑、贸易和城邦管理。丝绸遭遇哲学，编织了美丽传奇。丝绸之路南路和田洛浦县汉代古墓出土的汉锦，描绘了希腊化景象，希腊神话中，人首马身英雄，肩束披风，手捧吹奏乐器，疾驰在花环中。《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云：“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鹜，从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其为人勇健敢战也。”汉锦上，还有一位西方人丝绣像，一副英俊模样。
　　假设，亚历山大漫步世界屋脊，会像汉武帝认同为昆仑山那样，说它们就是奥林波斯神山吗？如果他真那么做了，古代文明，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希腊神话，也许会超越其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具有普世性，牵手中国的《山海经》世界，为世界古代文明原创另一种格局。
　　但命运的盖头，要等时间来揭开。亚历山大来早了，世界还没有准备好，等到凯撒呼吁时，已是十二两黄金买一镑丝，这世界，已被丝绸诱惑得“天下熙熙”了，目光专注西域。
　　本来，欧人之于东方，所求香料，更甚于丝绸。然，何不称“香料之路”，而名“丝绸之路”呢？盖以香料，虽为日用所需，但其为物，天然有余而人文不足，文明尚欠火候，所以难以形成文明之典范。
　　汤因比的选择，既非人体艺术，亦非所谓丝路，他紧盯着文明的去处，看不同的文明，在同一地区，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相互冲突，又怎样和平共处。
自由个体的飞地
　　就这样，汤因比发现的西域，是一个世界文明会所的西域。
　　唐朝时的西域，那是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西域，是多样化的文明从异地到这里来赶集的西域。如果说，汉之西域，还是个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世界，那么唐朝时的西域，已成为艺术与信仰普世化的天下，贯穿了这两个时期的，不仅有一根物质文明的纽带——丝绸，还有一根精神文明的纽带——个人主义的探险精神。
　　西域属于个体，国与国之间，有的是自由个体的飞地，而个体与个体，天然便趋于契约关系，就此而言，市场化是个体存在的最好方式。看来，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和信用原则，是可以放之四海的，所以说“搞好市场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当年西域给我们今天的启示。
　　其实，早已有人意识到西域是展示个体性的天堂，他们来西域就是为实践个体性的价值。
　　唐僧西天取经，从印度取回来他的“圣经”——佛经，后来，王朝参与了，就逐渐转化为国家主义的“圣经”。
　　瑞典人斯文赫定来亚洲腹地旅行，起初也是一个人的旅行，想通过旅行来验证他那位德国老师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他用的方法，一是考古，寻找遗址遗迹，为此，他发现了楼兰古城；二是绘制地图，尤其是西藏地图，完善了欧洲地理学的知识体系。使丝路成为了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契机。
　　接踵而来的人多了，来了一个英国人斯坦因，他是瑞典人斯文赫定的粉丝，还是唐玄奘的粉丝。据说，他对唐玄奘的崇拜，超越粉丝成为信徒了。斯坦因一生信服两人，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世界的王者，另一就是唐玄奘——西域文明的代表。他一个人的西域，可以说就是东西方两位亡灵在他身上附体。
　　首先，他是个西方人，崇拜亚历山大东征，迷恋大帝留在西域的希腊化世界。在米兰遗址，他为发现“绘制非常精美的有翼天使壁画”，而惊叹“在亚洲腹地中心如此荒凉寂寞的罗布泊湖岸边，居然能够出现这种完全古典的希腊模式天使”。他在楼兰沉思：中国古代的伟大商贸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供给又怎样维持？仅就文明交流而言，这的确是一件极为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古代中国政治方面显赫的声威，经济方面富足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老实说，这完全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伟大胜利。
　　这两大文明遗产，在他身上，已悄然融为一体，并开始复兴起来。他之后，又来了一位法国人伯希和，前赴后继，你争我夺，就如同英国和法国。“若无伯希和，汉学如孤儿”，这是从汉学复兴上来说的，没有伯希和，汉学如孤星，有了伯希和，就众星捧月了。
　　西域如此多娇，文化分外妖娆！在他们眼里，那敦煌千佛洞啊，岂不就是东方的佛罗伦萨？本来，西域考古带来的欧洲汉学复兴与遍及东亚的西化思潮互动，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场新的希腊化世界与汉唐文明相结合的文艺复兴运动，由东西方互动掀起的新世界文艺复兴运动之浪，才开浪花几朵，就被随之而来的战争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