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消失了。不过，对于夏志清的故世，人们几乎没有作出太大的反应。若干文化媒体仅仅是因为开辟有“逝者”这一栏目，才陆续作了一些报道。但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来说，这不是一般的“逝者”。这个“逝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学术范式的终结。
　　在中国，夏志清一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名字在“文革”后开始传入大陆文学界，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来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都在享用夏志清的学术成果。人们谈论中国现代小说，谈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这一切都跟夏志清有关，但却很少有人去理会。普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或者时常把他的名字跟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相混淆。即便是相关的专业人士，对其也是久闻其名，不见其文。对于他的著作和观点，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直到近十年方得以在大陆删节出版。许多重要的论文至今尚未见简体中文版。夏志清正是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以一种所谓“不在场的在场”，影响着大陆学术界。但这对于大陆的学院学者来说，却是一桩难得的好事。他们得以借助这一出版上的巨大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学术资讯的不对称，经营自己的学术地摊。摊子上大多是从夏志清那里倒手过来的产品，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装作是自己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货色。
　　毫无疑问，夏志清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所可能受到的最完备和最精英化的教育。他在西方大学校园里自由自在地阅读和思考，尽享西方学院体制所带来的诸多益处。西方学院学术制度，旨在维护学者基本的学术的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以避免外部的观念和力量妨碍学术公正。正是在此前提下，夏志清的学术研究有了保障。他代表了西方学院学术，尤其是在汉语文学研究方面的基本水准。作为一位栖身于北美学院的学者，夏志清所要做的，只要忠于自己的感受和忠于知识的合理性就够了。当然，同时还必须是合乎学院学术规范的、合格的和有原创性的学术。在这些方面，并不需要太多的美学判断力和文学才华。
　　在资讯的不透明和不充分的状态下，夏志清披露出一些暂时尚不为人知的文学情报。然而，有趣的是，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文学也是一种情报资源。无怪乎中情局有时也会介入文学。其实，这些所谓“秘密”无非是一些平常消息，只不过它们被精心地掩盖在厚重的尘埃之下。夏志清所做的无非是一个称职的学者通常会做的，可是，在那个怪异的时代，他好像是一位文学上的“斯诺登”。那个时代的怪异性在于——一个人说出常识，却显得像是个天才一般。可见，那是一个何等平庸的时代！
　　龙应台称：“夏志清是一个时代的剪影。”确实如此。他的故世，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热烈而又荒谬的时代的终结。他在严寒的冬天消失了，而他所经历的时代的精神气候，比他去世的时刻更加寒冷而又阴暗。夏志清本人对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纷争并不特别热心，他甚至有意规避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他的文学史研究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却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深刻的冷战印记。夏志清先生的纯真之处在于，他始终不渝地相信，有一种有别于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所谓“纯文学”，一如有人始终不渝地顽固坚持所有的文学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狡黠的面具。尽管他总是宣称自己的学术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是以所谓“纯文学”为标准的、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纯学术”研究，但它却有效地撕开了厚重的意识形态铁幕，在文学和思想的黑暗王国中投进了一线光明。同时，也将自己的观念暴露在意识形态冷战的开阔地带，遭遇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向的交叉火力。而他本人对此却似乎并不在意。
　　夏志清的文学史，是对大陆左倾化文学史的一个颠覆。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打破了中国国内文学研究的精神“自闭症”。历史突然被翻转到了它的背面，从这个背面，人们看到了现代汉语文学诸多精妙之处。尽管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影响着文学，但文学仍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夏志清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师陀等作家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这些在当时主流文学史中踪影皆无的名字，突然变得光芒四射。文学史的面貌也为之改观，不再只是一场一条皮鞭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打过来打过去的暴力游戏。
　　如今，夏志清的方法和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现代文学学者始终生活在夏志清的身影之下，尽管这个身影并不特别高大，但足够掩蔽大陆一些学者渺小的身形。
　　夏志清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之后，几乎整个现代文学学科都从他的研究中得益。夏志清提供了另一种文学史的样式，这一样式本身，给大陆学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学史写作课。它的存在首先表明，文学史并不只是政治斗争史的附庸，文学史家也不只是宣传员，而且，文学史写作也并不一定要等到上一级教学和研究机构的批准和组织才可以动工。夏志清的“勇敢”，把中国大陆学者吓了一跳。大陆学者如梦方醒，刚刚开始学舌的年轻一代学人更是蠢蠢欲动，呼吁要“重写文学史”。这一声音一直鼓噪到现在仍不见罢休，好像这是一种特别的权利、非得要大声呐喊方可争得到似的。可是，讽刺的是，夏志清早就开始“重写”了。
　　夏志清给大陆学者以莫大的启示，但也有让大陆学者甚感难堪之处——在夏志清的文学史中，张爱玲所占的篇幅竟然远远超过鲁迅。文学史家习惯于将文学史看成是作家权力的排座次，突然出现了另一种权力秩序，对于那些习惯于崇拜历史和现实中权力一代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缺乏权力的结构来统摄，他们就没法描述历史，哪怕是文学的历史。而如夏志清一般的纯正典雅的美学趣味和自由的历史书写才能，恰恰又是他们所不具备的。因此，所谓“重写文学史”只能成为一句彰显历史话语权力的空洞口号。
　　夏志清先生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的躯体的各省都叛变了”，他的学术的各省也都叛变了。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地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全球性的“学术贸易”不再具有垄断性，神秘化的学术资讯已不复存在，探险家式的奇妙发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少。在资讯完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文学批评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和阐释的才能。毫无疑问，夏志清的工作亦将很快将被另一帮人所接手。他们可能会有着夏志清同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源，但缺少夏志清式的敏锐、坚定和原创精神。
　　我们看到，一些人频繁往来于太平洋的东西两岸之间，非常之忙碌。那些人将试图延续夏志清时代的旧梦。他们是“主义”和“学说”的批发商，是“理论术语”的分装点。在来自海外的学术产品上，贴上自己的标签。这就好像1980年代初，待业青年所佩戴的一种被称之为“麦克镜”的墨镜，镜片上的洋文标签始终不肯揭去，以表明自己所戴的是舶来品。但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在夏志清先生已经拂去尘埃的学术桌面上，再一次地撒上新的学术尘埃，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概念尘埃，让原本已然清晰的对象，重新变得面目模糊。这种模糊性带来某种神秘效果，可在全球化学术市场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赚取因文化级差而带来的“中间差价”。是的，在失去了夏志清的现代文学评论界，将很可能是市侩和掮客往来穿梭的贸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