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祖
　　回来了。
　　5月20日12点，海口秀英港17号码头，赴越南接运中方人员的第二艘轮渡“铜鼓岭”抵达。邓师傅用编织袋装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船，来自四川的邓师傅是中国十九冶集团雇佣的防水工人。他乘坐的是继“五指山”号后第二艘回国的客轮。
　　“看到中国警察的那一刻真有一种想拥抱他们的冲动，看着倍儿亲切。”邓师傅说。福建商人阿虎比邓师傅早3天回国。他坐在可以容纳16人的福特面包车上，历经三个小时路程，从友谊关撤出越南。更早一些时候，凯迪集团的工程师李虹也被专车送出境。
　　阿虎、邓师傅、李虹，他们的经历相似或者不同，却正是许多在越南的中国人的缩影。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日，除部分留守人员外，在越南河静省暴力事件中受冲击的3860名中国企业员工已全部乘包机、包船平安返回国内。
　　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中方将继续敦促越方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方在越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严惩越方参与暴力事件的有关人员，并赔偿中国企业和人员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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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越南
　　从广西凭祥友谊关出境，乘坐越南人营运的16座福特车是最主要的通行方式。虽然越南司机既不会汉语也不会英语，但只要说“同济”二字，他立刻会明白你所指何处。越南北部的北宁省慈山县同济村，距离河内很近，当地的支柱产业是红木原材料及半成品家具出口，80后的福建商人阿虎在越南就是在这里捞到第一桶金。
　　由于越南在几年前就禁止原木出口到国外，现在对树木的砍伐也日益谨慎。在市场上出售的木材，大多来自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没有出海口，红木生意一直被越南人所控制，越南从初级市场，正慢慢开始演变成一个交易的枢纽。
　　两年前，做红木生意的阿虎奔着越南有第一手货源，价钱有优势，为了降低成本，他跟着亲友到越南北宁省开始他的跨国红木生意。“那个时候，同济村街头的宾馆天天爆满，住得全都是中国商人。”阿虎说。
　　一年后的5月，55岁的四川人邓师傅带着自己最小的儿子跟着亲戚的工程队也经过友谊关抵达越南南部的河静省。这是做了一辈子工程的邓师傅头一次出国，越南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路面不好，人多车多，且房子就修在马路边上，完全没有达到中国高速公路的标准。”
　　出发前，他特地上网查了越南的风土人情。“主要考虑的一是治安状况，二是自然条件。看到网上评价越南人对中国人都挺友好，心想天气炎热也能撑着，一咬牙就来了。”邓师傅说。毕竟到越南打工，工资要比在国内高到三分之一。普通劳力在越南拿6000-7000元，技术工人是9000-10000元。做了几十年防水的邓师傅属于后者。
　　邓师傅和工友住在十九冶集团提供的6人间宿舍里，上下铺，20多平，空调、办公桌、床上用品一应俱全，还专门设有娱乐室，难得的休息空闲邓师傅会到生活区的娱乐室里，通过影碟机看看体育、武打片。电视只有4个频道，“越南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从国内到越南的陆路，一条是经过友谊关，另一条则是广西省东兴芒街。两个多月前，李虹坐着公司的专车从东兴到了越南北部的广宁省蒙阳市。她是被凯迪控股集团派到越南广宁省蒙阳市的项目指导技术工作。此前，她跟随公司项目在香港、印度尼西亚都工作过。接她的司机是一个在越南长大的华人，和李虹的公司长期有合作。和阿虎一样，她也住在宾馆里。她用英语与中文与当地的越南人交流。
在当地的日子
　　阿虎介绍，来到北宁省慈山县的红木商人多是来自江、浙、闽、粤一带。因为中国资金济入，不仅带动了红木出口和当地宾馆的繁荣，也促进了中文的传播。
　　同济村有很多十几岁的男孩，没有上学，在家里帮工。尽管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在同济村越南人自己开办的中文培训中心，很多年轻人可以学中文。不过，这个培训中心只教拼音，不教读写汉字。同济村里庙门上的对联都是中文的。
　　在阿虎看来，这些对他们一口一个老板或者对他们直呼其名的当地人对中国人并不排斥，只是骨子里是不会尊重的，他们靠中国人吃饭。“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用红木，我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阿虎自豪地说。不过，他也发现即便有钱赚，越南人也是每天八九点才开市，中午12点必然准时关门午休。下雨天更别指望他们会出来卖货。“中国人是干9个小时，还经常加班。越南人都是8个小时，按时上下班。遇到当地的节日他们还会自己给自己放假。”在越南南部打工的中国工人邓师傅说，十九冶集团的工作紧张而单调，每周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由于工作经常受雨季影响，不加班加点完成不了工期。
　　不过，即便在清闲时，他也少有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在离开中国前，公司的培训事项里就告知“尽可能减少和当地人的接触”、“二三人结伴出门”、“夜间不要出门”。不仅是公司，早先去的工人也口耳相传，由于休息的时候，越南人喜欢喝咖啡、喝酒，他们建议后来的工友“不要和他们喝酒”、“不要喝咖啡”。
　　生活区与工作区距离20分钟的车程，十九冶集团有专门通勤车接送。十九冶集团项目部的负责人唐总工说，这项福利主要针对中国工人。在十九冶集团雇佣的工人里，有80%是中国人，还有20%的越南人也非本地人。这些越南人在当地租房子住。并不和中国工人住在一起。雇佣越南人的费用也要比中国人低很多。不过，他们还是选择把大批的中国工人拉到越南的南部来。原因很简单，“‘活在当下、享受人生’的生活理念，让越南工人在工作效率上只有中国工人的一半。”。
　　不过，不同的公司选择也会不一样。在岘港搞旅游开发的方老板说，他的员工里80%以上都是越南人。李虹所在公司的项目，因为由多个国家层层分包，也全部请的是越南工人。李虹说，“他们曾经到台湾、新加坡打工，中文、英文都还不赖。”和李虹一起工作的越南女文员，十分友好亲切，平时用英语交流，遇到需要逛街采购，她们都主动充当翻译。
　　不过李虹也抱怨越南的工程师理解能力太弱，“一张设计图往往需要不断地解释。在他们看来，图纸应该画到连外行一看都明白。这是我在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另外，如果出现明显的差错，他们也就按照图纸的差错执行不懂变通。”
淘金愿景背后
　　来越南两年的阿虎多次被骗，这让阿虎说起越南的生意伙伴颇有微词：“他们交货的时间、质量、价格都经常出问题。货看起来不错，过了几个月发过来却不是原来的货，或者不按时交货能拖则拖，谈好价钱后，又卖给别人，甚至连定金都不给退。我被骗了一百多万，相当于我前几年赚的总和。但市场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接受，你不要，照样有人要。”
　　年级稍长的邓师傅基本隔绝在中国人建立起的生活区与工作区。他接触最多的是生活区边上卖冰镇饮料和充话费的越南小贩。有一次充话费他还被骗了钱。“明明没有给我充上，还收了我钱。”
　　在李虹看来这些小把戏在中国也有，越南人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争执。她遇到公司的一位越南仓库管理员。以为李虹是韩国人就和她打招呼，但是一听是中国人就立马变了口气说，“你们中国的产品质量很差”。然后李虹开始和她争辩，告诉她可能是他们使用不当，也可能是他们买得不好，总之中国的产品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据李虹观察，在越南大多数人骑的摩托车都是日本韩国的品牌，中国品牌很少。
　　邓师傅的表弟徐明有另一番经历。要好的越南工友曾两次邀请回家作客。“七八月份的时候，他们请我到海边去玩、骑摩托车，请我喝酒，我们通过打手势聊天。不过，他们做的菜实在不合我的胃口。”
　　阿虎、邓师傅抑或唐总工，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尽可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去讨论打工或生意以外的问题。
　　身处热带，经常是一出门汗就像水一样流下来，邓师傅和工友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毛巾，兜里装着藿香正气水，以防中暑。医疗条件匮乏是让十九冶集团的领导们担心的又一大难题。唐总工还记得，刚到越南时要体检办工作证，结果发现他们河静省医院的血压仪都是生锈的。“最怕的就是工人生病。公司和工人都从国内背了一堆药过来，生怕有个头疼脑热，只能送回国治疗。”
　　越南发生暴力事件后，阿虎本不急着撤离，但是看到有位物流老板纷纷撤离越南，他才决定离开。物流老板是广西凭祥人。广西南部边陲的凭祥市，与越南交界，边境线长达97公里。这里是中国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也使得凭祥人得以在越南关系盘根错节。
　　已经回国5天的阿虎还有300万的货积压在越南，“若是拉不回来只能贱卖给越南仔。”思量再三，他还是决定回去看看。
　　5月22日上午，阿虎再次从友谊关去越南时，他发现前几天还热闹非凡的友谊关空荡荡的。下午2点半，他到达同济村。很多商家干脆关门歇业，红木价格降幅巨大，一些有实力的商家乘机囤货以备将来再销售给中国商人。物流公司的老板告诉他，现在货走不了。如果真的要走的话，货也可以发，但是价钱要很高。
　　到了同济村，过去需要预约一个星期才有房间住的宾馆门庭冷落，人来人往的市场如今大门紧闭。一个干了多年红木生意的越南商人一看到阿虎，就拉着他，托他介绍人来看货。而在国内，一些商家担心库存无法支持到供应恢复到正常水平，宁愿屯着等待价格上涨，也决不轻易抛售。
　　也在这一天，邓师傅坐上了从海口回南宁的车。“集团人太多了，机票没订够，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批走。不过等形势好了，我还是会回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