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新纪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但是，近年来的研究中，偏重于张季鸾，其次是胡政之，而对吴鼎昌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事实上，吴鼎昌是三巨头中色彩最斑斓的一位。最近几年，学术界对吴鼎昌的研究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著述被搜集、整理出版，且难得地出现了专著。一个丰富、多面的吴鼎昌轮廓逐渐清晰。
　　多领域长袖善舞
　　吴鼎昌首先是位成功的银行家。
　　民国成立后，大清银行改制为中国银行，吴鼎昌任正监督，是中国银行的首位掌门人。1914年吴鼎昌任天津造币厂监督，期间制定《国币条例》，明定国币成色、重量等规格，并严格发行新币，使币制趋于统一。1916年盐业银行成立，吴鼎昌担任总经理，发起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行联合准备库，以及成立四行储蓄会。在吴鼎昌主持下，北四行发展为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而四行储蓄会则有与浙江财团抗衡之势。
　　其次，吴鼎昌是报业巨头。这不仅体现在他是新纪大公报的唯一出资人，更体现在他的办报理念上。民国初年的报业，与当时的政局一样，混沌一片。吴鼎昌对此剖析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有鉴于此，1926年，他拿出5万元，与留日老同学胡政之、张季鸾一道，接办已经停刊的《大公报》。吴鼎昌的想法是，宁可赔光这5万元，也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张季鸾对吴鼎昌的想法深为认同，他说：“达诠（吴鼎昌字达诠）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力，全力为之，方可成功。”大公报著名的“四不”办报理念“不党，不卖，不盲，不私”，显然并非张季鸾一人的思想，而是三人智慧的结晶。
　　张季鸾的上述一番话，不仅揭示了吴鼎昌关于报业的见解，也表明吴鼎昌对新闻事业具浓厚的兴趣。根据大公报人写的回忆，当时的吴鼎昌，白天从事金融事务，晚上则到大公报，与胡政之、张季鸾一道，畅聊时事、国是，有时候，吴鼎昌与胡政之还直接操刀撰写社评，最后交由张季鸾从文字风格统一的角度进行润色。交张季鸾润色，并不意味着吴、胡不能为文，事实上，他们二人都是文章好手。吴鼎昌的报道性文字，以及游记、旧体诗写作，均风格鲜明，功力不俗。
　　最后，吴鼎昌还是一位卓有建树的高官。他先后两度从政，一是在民初，这个阶段，民国政局复杂、混乱，吴鼎虽多方尝试，收效不彰，但其长袖善舞、精于谋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纪大公报开张一年后，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无可比肩的舆论重镇，很长时间里为国共两党高层必读的报纸。1935年底，吴鼎昌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随即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开始了第二次从政生涯。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12月，整整八年，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佩上将军衔。1945年1月，吴鼎昌任民国政府文官长。主政贵州后，吴鼎昌在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使向来落后的贵州呈现新貌，当时的媒体，包括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对其主政下的贵州变化多有报道，吴鼎昌一时政声颇著。
　　1950年，吴鼎昌病逝于香港。台湾《传记文学》于上世纪60年代邀请曾与其在贵州共事的下属多人举行座谈会，追忆吴鼎昌其人其事，举座无不叹服其领导能力和人格魅力。期间介绍的一些吴鼎昌的领导哲学也颇有意思，比如他说，做上司的，“别人的话一定要听完，但自己的话不一定要说完。”
　　吴鼎昌老于世故，多谋善断，不怒而威，勤于政事而张弛有度，公余喜欢小酌、读诗作诗，既精明又风雅，其风度、风采广受礼赞。
　　《花溪闲笔》中的宦味
　　根据学术界近年的研究，吴鼎昌主政贵州八年，使抗战时期的贵州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人才培养、人们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个中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战时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得一批工厂、金融机构、机关、学校等搬迁到了贵州，同时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知识也随之而来，从而为贵州带来抗战红利。但更重要的，则与吴鼎昌的眼界、胸怀及手腕，特别是其强劲的执政能力有关。抗战时期的贵州所取得的成就，凸显了一个德才兼备的领导者的关键性作用。
　　吴鼎昌主政贵州三年后，著有《花溪闲笔》一书，记录自己主持黔政的经历与心得，这本小书是他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于修养之地花溪写出来的，文字娓娓道来，叙事清晰，中间的大部分都是讲述贵州的省情及自己施政的举措，内容虽然严肃但并不干涩。该书出版后，在当时政界很受好评。又三年，胡政之到贵州，告诉吴鼎昌，自己近年在很多省都看到执政者以这本书作为参考资料，因此建议他写续篇。此时吴鼎昌已近花甲之年，但“不忍有拂老友雅意，爱惜精力，坐待衰朽”，于是如法炮制，还是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写出《花溪闲笔续编》。
　　即使今日看来，《花溪闲笔》也不乏启迪。
　　在开篇中，吴鼎昌坦白了自己初接任命时的心情。他坦承，人们都知道他喜谈政治，但世间喜谈政治者不一定皆适于做官。就他本人而言，平生志愿在于办一所学校，办一个报馆，并无意袍笏登场。因此接到任命后，“顿觉两肩加重，不免临事而惧”。
　　虽然如此，他还是抓紧时间进行上任前的准备。他将准备工作分为“人的准备”与“事的准备”两部分。
　　关于人的准备，吴鼎昌深知，公家机关每易长官，便发生饭碗恐慌，尤其是地方长官，恐慌范围更大。所以他决定，赴任时只带秘书长一人，委员一人，秘书一人，其余概就地取材，为事求人，不必先行约定。这样的阵仗去接收一个省府事务，在当时很少见。
　　关于事的准备，鉴于自己对贵州所知太少，因此吴鼎昌决定到任伊始，不对报界发表任何讲话，避免“才力不及，力辞不获”之类的套话空话。他的初步原则打算是：贵州财力有限，故不拟增加行政费，可集财力于建设方面；贵州人力有限，故必须尽量利用已有人才，未来人才则尽力培植。
　　任命初下时，就有人预言，吴鼎昌有做事的热情和能力，贵州必有变化。而吴鼎昌自己，确也是雄心勃勃。然而，吴鼎昌毕竟远不是只有理想，却陋于知人心的书生。他知道自己对贵州实际情况“殊不明瞭”，因此又给自己规定了做事的步骤：其一是因贵州地处抗战后方，不宜操之过激，免发生事端，决定以“按部就班走”为督促原则，免欲速不达；其二是关于自己在下属面前的姿态，对此，他认为自己与贵州向无关系，为了做事的便利，一定要让一班人了解自己的品性，为此“须极端坦白，极端忍耐，不可故作高深，亦戒随意发言”。
　　对于上任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吴鼎昌事后做了反省，认为其中一些并不尽可通行，他结合实操后的经验，又做了一些补充和强调，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地方风气的改进为施政第一要点，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勉力以身作则。具体的方式，是“宽济以猛，惰勉以勤，凡所不及，有以进之，如其或过，有以抑之。”二是地方政治，不一定皆大事，以常识判断认为可办的事，无论大小，必须即时举办，从而让一般做事者感觉到做事的兴趣；三是地方行政最忌变化太多，纷更无常，只要注重一个向前“走”字，不许“睡”着，“坐”着，“站”着，即可计日课功。
　　吴鼎昌特别注意人力的开发，认为人力的开发是物力开发的前提，但开发人力需要时间，非短时间可见效，加之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必须尽快给抗战提供支持。因此吴鼎昌提出贵州发展要人力与物力并重的方略。而开发物力，发展经济，吴鼎昌堪称斫轮老手，他利用自己在金融领域及在国民政府上层中的资源，以及广阔的视野，识人的本领，在农业、工业领域快速突进，几年间就收到效果。只是，人力开发方面，尽管吴鼎昌不可谓不重视，甚至有“予深知在地方服官，以早就当地人才，为第一要务，此而失败，他无足言”的看法，但三年下来，他对自己在人力开发方面的评价不高：“予到黔以来，虽添设教育及训练机关不少，而成就有限，痛感责任所在，惭悚靡已。惟期先奠定培养之基础，以待时会之转移。”
　　尽管自我评价不高，但《花溪闲笔》中，吴鼎昌基于人力重要性的一些论述仍不失光芒。
　　比如基于对人力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各种地方行政应以卫生为第一。因为民族体力不足，国家即无由强盛。而体力的重要性远在脑力之上，这一点，对于劳动阶级如此，对于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原因是，“体力不足之智识分子，往往一至成熟之期，已成衰退之身，实为国家民族莫大损失。中国向不注意及此，致大科学家大发明家不易产生，晚年体力不足以支持其成就也。”在吴鼎昌看来，从这点看，卫生行政的重要，要超过教育，而这一点，在中国往往为人所忽视。
　　在《花溪闲笔续编》中，吴鼎昌用更具感情色彩的修辞谈到了卫生的重要。他写道：“五千年遗留之大好土地，久为蝇蚊虫蚤虱，痰涎涕尿粪十个强盗所占领，四万五千万黄帝子孙，在此等强盗占领土地中过污秽恶浊之生活，作无规则无纪律无礼貌之行动，殊为可怜，此固早为欧美列强人士所不能一日忍受者。如此国家社会而欲与欧美争平等，岂不自惭形秽，纵有其名，亦无其实，纵能得之，亦何能守？”在他看来，一个不讲究卫生的民族，或许能得到平等之名，但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吴鼎昌高度重视基层官员的作用，他在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演讲时说：“主席生命系于县长之手，县长生命系于区保之手”，极言地方行政的关键在于基层官员。在基层官员中，最不好做的是县长。因为应办之事太多，政府临时政令层出，上级机关林立，而县长官小俸薄，事多人少。初出茅庐的人见此往往勇气全消，剩下的则是老于宦途之人，混口饭吃而已。
　　地方的要政如生产、教育、卫生，战时的兵役、工役、禁烟、剿匪，都不能不依靠区保也即乡镇干部，而对区保这一层面的弊端，吴鼎昌了然于胸：“凡百政令于区保有利可图者，大都必行，且必恶化；无利可图者，大都不理，至多敷衍。洁身奉公，照行法令而无弊端者非绝无其人，然为数过少，不足以资倡率。”
　　吴鼎昌深知，这些弊端，不是一纸命令，几回巡视，数次演讲所能收效的。缓不济急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一些非常的办法，主要的，是多用青年有为的大学生为县长，使其有勇气与地方土劣恶势力作战，并逐渐革新区保长的人选。当时，贵州甚至有清华大学毕业的年轻县长。同时，多用青年有为的大学生为县府科秘，使其辅佐县长，整饬区保行政，并组织保甲干部训练班。
　　知难行易，但力行则终有回报。虽然吴鼎昌自我评价不高，但在他强有力的主导下，八年中，贵州官场的风气还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吴鼎昌赴任贵州时，正值年头岁尾，国事危艰，而客居孤寂，他“深夜一灯，百虑千思，往往不得成眠”，曾口占绝句三首，其中一首云：聊将薄醉诱清眠，客里生涯似前年。莫向江南问春汛，恐催双泪落樽前。诗中充满了苦涩的况味，腔调仿如一介多愁善感的文人。然后，这不过是一时的心绪而已。
　　战时的贵州经济
　　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其在经济界、政府人脉资源深厚有关，更与其投身经济、本身就曾是成功的企业家，对发展经济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有关。
　　任职贵州之初，吴鼎昌利用其资源委员会、实业部、金融机构工作过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人脉，与中央政府和金融迅速展开联系与合作，先后扩建贵阳电厂，建立贵州农业改进所，开展对农业、林业品种不同土质种植的研究、实验及推广工作，在小麦、棉花、茶叶、烟叶、药用植物、柞蚕、林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效。在农产品的推广、销售方面，也成绩不俗。贵州省还创投资创办了贵州油脂工业长、梵净山金厂、贵州印刷所、贵州丝织厂、贵州玻璃厂、筑东煤矿公司等一大批企业。
　　尽管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但对于如何办好这些公司，曾经在商海弄潮的吴鼎昌认为，“工矿事业，除因性质特殊，必须政府单独举办者外，不宜多归官办，亦不宜概听商办，更不宜官商零乱争办。最好有一官商合办之健全公司，任计划、提倡、统筹之责。”这样，将“得官办之利，而无官办之弊，有商办之便宜，而免商办之操纵。”同时，办企业需要长时间的筹划经营，而政府人事变动无常，缺乏连续性，所以需要一个不受政府人事变动影响的商业机关来主持这些企业。
　　本着这一思想，吴鼎昌创办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官股占41.7%，银行股占58.3%。商股中，主要是银行股。股东代表中，多是金融银行界一时之选。贵州企业股份公司作为母公司，控股上述多种企业，以制度与规则进行治理。在人事制度上，实行招聘合同制。
　　根据贵州学者何长凤先生的研究，在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持、治理下，贵州省诞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种类齐全，数量繁多，设计新颖，质量上乘。一些产品如煤气炉，供不应求。贵州烟草公司生产的企鹅牌、企鹰牌、黄河牌香港，远销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湖南，直至陕西，创造了贵州近现代经济史上的空前记录。
　　在吴鼎昌的推动下，贵州还创办了农业改进所，以及服务于农村、农业的金融组织，在抗战中，形成了以农业改进所为中心纽带，总揽全省农林业科研技术、试验推广一条龙的综合服务系统。这一系统，成为贵州农业发展的关键平台。同时，吴鼎昌在贵州厉行禁止鸦片的种植，利用原来种植鸦片的土地，改种冬季作物小麦、油菜、大麦、豌豆、蚕豆等，并对改种者实行奖励政策，收到不菲的实效。
　　农业改进所引进、培育、推广了一大批优良农作物品种，例如从湖南引进棉花，稻米方面，也从江西、湖南、江苏等省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在贵州各地推广，因其产量高、质量佳，极受农家欢迎。贵州更从美国引进了优质烟草品种，为贵州烟草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鼎昌曾著有《中国新经济政策》一书，系统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已无绝对的资本主义主张，也没有绝对的共产主义主张。在他看来，欧美式政策，财富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而苏俄式政策，集富于国家的结果，是支配苏俄全国经济者，仅少数政府中的人。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状况，其重心置于少数人之手，实在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事。偏重个性欧美近代政策，造成了大资本家，苏俄是这种政策的反动，结果却因漠视个性，导致生产率一蹶不振。
　　吴鼎昌认为，中国的均富传统中有解决上述矛盾的思想资源。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在贵州做了有限的努力与试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历史没给他更多的机会。带着未尽的长才，吴鼎昌定格于上个世纪跌宕的大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