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危机，全球都采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遗憾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显现太快，欧元区随之而来迎来了持续一年多的主权债危机，美国政府也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摆”，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仍悬而未决。在强大的“负作用”面前，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各国都比较谨慎。
　　既然财政政策已经受限，那么自然就都把希望寄托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上。美国为了打破“零利率”约束，避免步入“流动性陷阱”，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开启了“量化宽松”之门。现在来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甜头让美国经济已经对此习惯甚至产生依赖。即便金融市场很房地产市场都已经得到恢复、股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经济已经步入复苏轨道、失业率也已经下降到2007年上半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美联储还是主动抛弃过往的“泰勒规则”，对何时退出“量化宽松”表述含混，“犹抱琵琶半遮面”。
　　有了美国的示范效应，欧元区经济体和日本也紧随其后。
　　欧元区经济体为了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维持预算平衡，但随之而来的代价是经济的衰退。面对经济的持续低迷，欧洲央行在今年6月份再次举起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旗：再融资利率削减至0.15%，隔夜存款利率削减至-0.1%，隔夜贷款利率削减至0.40%，成为全球首个推行负利率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央行。
　　安倍政府似乎也找了治理日本持续了20多年通缩的良方，开启了量化宽松的“日本版”。2013年4月初，日本央行决定实施“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计划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基础货币投放规模扩大一倍并达成2%的通胀目标，这一大胆的货币政策举动将全球的宽松货币政策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毫无疑问，宽松的货币政策快速地补充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避免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由于金融危机造成“失血”过多而出现“休克”。
　　但持续的扩张政策最终是会以持续的衰退来弥补。面对二战之后经济持续的低迷，凯恩斯的忠实粉丝、哈佛大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学生肯尼迪，可以说是将扩张政策发挥到了极致。上任之初肯尼迪就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很遗憾他没有看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的继任者约翰逊。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约翰逊总统继续执行肯尼迪的既定扩张政策。这一扩张政策也确实产生了效果，使美国迎来了上世纪60年代的持续繁荣。但由此产生的“后遗症”，也使美国用了近十年的时间，饱尝“滞胀”这一顽疾带来的痛苦。
　　日本也有着类似的前车之鉴。2001年3月日本央行宣布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转为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在2006年与1999　年相比较，增长了80%，但日本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却依旧低迷，2007年至2012年还是摆脱不了与美国形成了衰退的“共振”。
　　1990年，为了应对经济的低迷，中国政府也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几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这说明要解决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问题，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是不够的，它只是在短期内提供相对充裕的流动性。假若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强劲，那么与之相匹配的流动性将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将转化为通货膨胀。
　　因此，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只能依靠释放经济体的内生增长动力。就目前的美国而言，要实现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只能依靠新产业的兴起。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其实已经说明依靠房地产和消费的增长模式，在美国居民财富水平的约束下已经走到了尽头。
　　反观欧洲和日本，一方面在向上突破产业结构的空间面临美国的制约，另一方面作为“立国之本”的中高端制造业，又受到中国和印度的追赶。如果不能实现“熊皮特式”的创新增长，要形成新的一轮增长周期，只能寄希望于美国经济的复苏，与之形成“共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启动了实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地方债务风险集中显现、房价的快速上涨和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通胀风险加大，这已经表明靠扩张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出现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
　　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表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由于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实际执行已偏稳健）和稳健（已经转为放松）的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也开始显现。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年以来“稳中偏松”的货币政策被启用，包括最近的定向降准。毫无疑问，这种稳中偏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有效避免出现“钱荒”式的流动性危机和对短期内稳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不能期望这会产生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还是内生动力。
　　当前的定向货币政策，尽管可能会缓解部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这种“大一统”的政策并不能约束中小微企业的资金流向，以实现调结构的初衷。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由于其制度释放的空间较大，完全可以依靠要素市场的改革来进一步释放“斯密式增长”的空间，和依靠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的改革来激发创新动能，释放“熊皮特式增长”空间。
　　因此，要形成新的一轮增长周期，不能完全指望货币政策，真正要依靠的是用改革去规范市场秩序，激发经济潜在活力。
（作者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