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昂
　　2014年6月25日，是第24个全国土地日。
　　就在这一天到来之际，一则骇人听闻的污染事故再次触动着公众的神经。湖南省衡阳市大浦镇少数儿童查出血铅超标后，引发了群体性恐慌。越来越多的儿童查体结果显示，一个人口只有4万多的乡镇，血铅超标的儿童已超过300人。当地居民认为的罪魁祸首是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工厂。
　　尽管这300儿童血铅超标的真相还有待查证，但检测人员检出灰尘中铅含量超标21倍、涉事企业排污沟淤泥铅含量超标60多倍却是事实。
　　这只是众多污染事件的一例而已。在距离衡东县不足百公里的湘潭市岳塘区，28家化工厂形成的竹埠港工业区污染状况同样令人震惊。
　　这里原本是“鱼米之乡”，污染最严重的企业排放的废水中，有机物浓度竟然超标500倍。附近农田土质因长年积累的工业剧毒影响，多数已不能种植，农户被迫到化工厂领取粮补和菜补。个别村子多年来适龄青年因铅超标而无一通过征兵体检。（详见本期专题）
　　近年来，原本沉默的土地在污染的不断积累中开始事故频发、四处告警——“镉大米”、“毒生姜”、“癌症村”、“砷中毒”等一次次冲击着公众的心理防线。仅仅儿童血铅超标事故，发生类似事件的就有江西吉安、陕西凤翔、湖南武冈、云南昆明、龙岩上杭、湖南郴州等地。最终结论无一例外，均是因当地企业非法排放引发土壤污染所致。
　　土地污染的防治刻不容缓。本报记者赴湖南、山东、江苏、黑龙江等地采访却发现，土壤治理修复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发展的代价
　　今年4月，以往作为保密文件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被公布出来——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已高达16.1%。此次调查覆盖面积为63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多年来，中国现行环保体制都是针对大气、水体、噪声等要素的检测，我们脚下的土地一直被漠视。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土壤一旦被污染，水与大气势必无法幸免。
　　目前，土地的污染来自农业与工业两大来源。现实中，由于工厂遍地、多占农田，土地污染往往是农业与工业共同导致的结果。
　　农业污染主要来自于农民对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尽管污染面积大，但治理相对容易。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已有333.33万公顷耕地因遭受污染而不宜耕种，约有1600万公顷农业耕地遭受农药污染，污水灌溉耕地216.7万公顷。
　　对于农业污染的产生，中国首家土地医院院长曹凯分析道，人与作物一样，都讲究营养均衡。化肥作为农作物的粮食，若肆意施肥、过量使用，必然导致作物营养失衡、抵抗力降低、病虫害增多。农户为了保收增产只好追加农药、化肥，形成恶性循环，污染了土壤、水源。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多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耕地不足世界的10%，却使用了全世界1/3以上的化肥。从1980年至2008年，粮食产量扩大了1.5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化肥消费量却增加了3倍以上。
　　化肥中的氮磷钾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威胁人的健康。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对“镉大米”事件分析说，部分“无污染”地区镉超标的最大因素是“耕地大量使用磷肥”。“过量氮元素在土壤中富集，可能致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维理指出，过量施肥现象很难在短期内扭转。氮元素在土壤中转化成硝酸盐，通过水、蔬菜等进入到人体内，积累转化后容易致癌，影响人的生命健康。
　　根据欧洲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欧洲大气中的氮污染使得欧洲人均寿命减少6个月。而中国大气中的氮含量已高达欧洲的5倍以上，主要来自农业上的过度使用。
　　与农业污染相比，工业污染主要是镉、砷、铬、铅等重金属的超标，污染面积相对较小却难以分解，对土壤—作物—人的威胁程度更大、时间更长。
　　长期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指出，人们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会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短时间内或许人体显示不出症状，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
　　根据农技部门的数据显示，全国仅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面积就在5000万亩。全国耕地土壤面积10%以上受重金属污染，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农业与工业对土地形成的污染，是中国为快速发展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这是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换来的；是以镇、县、市、省各级政府纷纷设立开发区，大办工业换来的。为了保工业、保稳定，粮价始终存在工农业剪刀差、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农民只好肆意喷洒农药化肥、过度攫取地力，片面追求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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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一位县长告诉记者，为了追求GDP，各市县曾经都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政府圈一块地、建开发区，招商引资、大搞工业。哪个县要是真听了话、一门心思发展农业，那必然是财政穷县。
　　如是，全国各地省级、市级、县级，甚至乡镇都建起了开发区，争抢工业项目。同一地区规划往往同质化，为了能填补开发区的“空虚”，常常出现一个高污染项目多个开发区争抢的现象。刚刚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在调查的146家工业园区的2523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高达29.4%。
　　2014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河池市市长何辛幸就指出，2013年国家环保部对河池土壤进行监测，从土壤中重金属超标数量看，最严重的是镉，其次是砷、汞、铅和铬。何辛幸高呼，河池市土壤总体污染状况严重，已影响到农产品的生产和安全，实施治理和修复刻不容缓！
　　监管的空白
　　自设立土地日的23年来，中国土地被漠视、污染不断恶化，并非偶然。通过本报记者赴湖南、山东、江苏、黑龙江等地采访发现，土地治污的难度远远超出想象。
　　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讲究投入产出比，可土地治理修复注定是一项入不敷出的工程。如果说污染用了1块钱，修复可能要花10块钱或者更多。有时针对某种毒素做一个土壤样品分析的成本，就需花费上万元。
　　以正在开展的湖南岳塘区竹埠港工业区土壤污染治理为例，根据初步匡算，3000亩地的治污投入需四五亿元，平均近20万元/亩。有当地官员算过账，湖南岳塘竹埠港工业区所有化工企业上交的税收远远赶不上土地治污的投入。
　　一位山东环保官员则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主要检测的是水、气、渣等要素，土壤污染看不见、摸不着。若非出现了环保事故——影响到河水以及人的健康，哪里的政府有动力从财政中斥巨资投入到一个难以看出政绩的工程上呢。
　　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土地污染治理修复的头号难题。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仅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就有2000万公顷，即使采取土壤修复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每公顷的修复成本也将达到30万元，耕地修复所需资金总额将高达6万亿元。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只有300亿元。土壤修复存在巨大资金缺口。
　　“以前，政府奉行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可土地污染具有累积性和隐蔽性，依靠这一原则根本无法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难题。”以土壤治污为主业的永清环保（300187）董事长刘正军认为，现在土壤污染积累了很大的存量，原来污染主体可能发生改变，比如商业土地污染，企业或许几易其手，污染主体早已找不到了。原有的治污模式和光靠政府的办法已无法保证土壤的治污可持续性。
　　更为重要的是，土壤治污看似只关乎技术与资金，开展起来却远非这么简单。
　　湘潭一位正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的官员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坦言，凡是治污就首先要涉及污染源的停产搬迁、工厂设备的拆解处置、千千万万百姓居住和就业的再安置，其次才是被污染土地的征用、治理和开发。可以说，一项治污就是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工程。从竹埠港工业区关停搬迁工厂需41亿元，治污只需四至五亿元，也可见一斑。
　　而农业污染的治理，则涉及政府、承包者、流转方多方利益的考量。土地是国家的，农民只是承包者，在新一轮土改中分散的土地向流转方集中，后者只有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
　　中国土地专家医院院长曹凯指出，国家从战略安全上考虑不会允许大面积耕地闲置、粮食减产，承包者也不会放弃一年的收益，流转方更是把土地流转当作一项投资、在追逐高额回报。由此，耕地污染的治理只能边生产边调理边修复。这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让治污专家易新建担忧的是，二十多年来，土壤治理年年喊，但至今却没有纳入到一个长效的机制当中。
　　目前，政府对土壤治理只有指导性的意见，并无具体的实施标准、验收标准，各地治污项目都是当地政府会同专家、企业商议，缺乏统一的政策、标准。甚至个别项目会出现项目施工方自己编制了验收方案，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同时，中国现行的环保检测只是针对大气、水、声等，对土壤污染防治缺乏立法保障、监督管理机制，使得土壤污染成为执法的空白地带。只是在出现环保事故或危及城市时，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指出，按照1：10：100的资金投入比例，预防性投入如果投入1万元的话，有土壤污染风险就需要投入10万元，而到了最终的污染治理就需要投入100万元。他认为，应当吸取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的教训，对于土壤污染防治尽早采取预防性措施。
　　而土地事故频发、四处告警，恰恰预示着土壤治理修复市场的前景广阔。眼下，嗅觉灵敏的各路民间资本已开始入场角逐。
　　曹凯在山东寿光创办了中国首个土地专家医院，并与化肥企业合作在全国设立数十家分院；湖南的永清环保（300187）正在集中企业80%的人力、财力、物力，探索以土壤修复为主业的转型；江苏上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获得了多个土地修复工程，因此获得了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1500万元的投资……
　　尽管这一市场“钱景”广阔，但是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却又财力吃紧、无力承担。对于如何撬动这一市场，正如一位环保企业负责人所说，只有创新治理模式，积极探索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同时政府应在准入条件、税收、技术、人才等方面予以扶持，才能让这一产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