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昂
　　见到曹凯时，他拖着旅行箱风尘仆仆地刚从广东回来。这位首家中国土地专家医院的院长已在广东开设了40多家分院。第二天，他还要应邀赶去东北出诊。
　　随着农村改革的全面启动，分散的土地开始集中。流转到土地的农场主、种粮大户们更多地选择种植无公害、有机、绿色的高附加值农作物，对土地有着更高的要求。可经过数十年积累，化肥、农药被滥用进而形成的污染却越来越多。曹凯的忙碌，也意味着中国耕地污染已是四处告警。
　　尽人皆知，“民以食为天”，但多数人却往往忽视，“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粮食安全包含着质与量两重含义。如今，农户为了增产增收而肆意施肥，既污染了土地又损害了粮食品质，粮食的增产增收却是以损害品质为代价。
　　正因如此，土地医院的生意越来越好。2009年7月，中国首家土地专家医院在山东昌乐县成立，目前开设分院近70家，主要集中在农业大省山东和广东。在山东，曹凯通过对农民提供农技服务，并与化肥企业合作开展土地诊治；在广东，曹凯通过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组织，在当地为农场主、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提供培训。
代价
“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农业污染前来问诊的种粮者越来越多。可这些人却大多蒙在鼓里——他们遇到的问题正是由自身错误的耕种方式导致的。”曹凯说。
　　前来求医问药的基本是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的理事长。他们刚刚流转了大片的耕地，希望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他们投入了数百万元资金，希望通过土地获得丰厚的回报。
　　然而，这些昔日的种田能手流转到土地后，有的在广东种植供港蔬菜，在接受检验时却发现农药超标；有的在福建种蜜柚，眼看着产量逐年下降却不知所措；有的在南方种甘蔗，口感品质总不如人意；有的在山东种大棚蔬菜，病虫害肆虐却只怪农药不给力……
　　“当我到农场现场勘察时发现，土地几乎都存在一个问题——被长期过量地施肥。”曹凯说。
　　在曹凯的印象中，当他问及种田者土壤酸碱度、农产品所需氮磷钾比例时，几乎无一能答得出。但种植户们却都信奉着“多施肥多产出”的经验，许多胡子花白、有着二三十年种田经验的老农也视之为“真理”。“化肥本身是好东西，但现实中耕种者却错误地使用了化肥。”曹凯做了个比喻，人的饮食讲究营养均衡，作物也是一样。即使再好的补品，天天吃、顿顿吃，某些元素势必供给过剩、某些元素势必不足，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就容易生病。而农户撒施的复合肥氮磷钾比例恒定，撒得越多，作物的营养越失衡、抵抗力越差。病虫害一多，多数农户会更多地追加农药、化肥，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化肥被称为农作物的粮食。中国耕地不足世界的10%，却使用了全世界1/3以上的化肥。从1980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扩大了1.5倍，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化肥消费量却增加了3倍以上。
　　曹凯曾经到广东一个农场出诊，农户看到粮食减产，只知一味多施酸性肥料。可经检测才知道，这个农场的土壤PH值已高达4点多，严重酸化。后来，这个农户才明白，原来粮食减产是自己施肥过量引发的营养失衡、元素缺乏所致。
　　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曾给出一组数字，每年中国每5斤粮食要用1斤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左右，化肥使用效率比国际低大概50%。农药每年用130万吨，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这导致土壤的残留物超标，包括重金属、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大概是20%。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今天中国农地大量使用化肥的危害渐显。到中国土地专家医院就诊的各地农户纷纷表示，以前“多施肥多产出”的经验不灵了，化肥投入产出的曲线开始掉头向下。同时，越来越多的土壤出现板结、酸化、盐化等现象，甚至个别农户几乎陷入了绝产绝收的境地。
　　种田者们最直接的体会到是产量、品质与效益的下降，难以觉察的则是对环境的隐形污染。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曾就湖南“镉大米”事件表示，部分“无污染”地区镉超标的最大因素是“耕地大量使用磷肥”。
修复
　　2002年，曹凯来到山东寿光一带为农户提供诊断土地服务。曹凯回忆道，那时，中国耕地质量并未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他需要走村串巷、挨家挨户上门询问。可如今，全国各地主动求诊的人络绎不绝，让曹凯分身乏术。
　　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原本是农业技术部门的责任。可现实中，基层农技部门却多处于“半瘫痪”状态。山东菏泽的一位基层农技人员诉苦道，每个乡镇农技部门编制最多两三个，办公经费又少，想到村里考察，连个车都没有。而且，农户都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户，农技部门根本无力指导种田。
　　事实上，农业系统对于农民过量施肥的现象心知肚明，但是，如果因为纠正这一错误而引发农业减产，谁也不愿承担这一责任。
　　深入乡村的化肥经销商们巴不得农民多施肥。有一次，曹凯参加了某化肥厂家组织的一次针对种粮大户的集中培训。课上，曹凯劝导少施肥、合理施肥；课下，旁边的经销商和厂家忍不住埋怨，“少用肥，我们卖什么?”
　　“中国的耕地并不属于农民所有，只是承包关系，农民一直在过度挖掘土地的价值。土地改革、批量流转后更是如此。”曹凯指出，如果让背负着巨额流转费的种植大户、农场主花一年的时间诊治土地而不种植，几乎没有一个愿意。但他们为了追求高附加值，却往往希望种植无公害、有机、绿色的瓜果蔬菜。土地医院所能做的仅仅是纠正错误的施肥方式，使土地逐渐得到修复，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每次出诊时，曹凯首先要对耕地进行测土，分析土壤中的氮磷钾比例和酸碱程度，再根据农作物所需的营养搭配和每亩种植量，最终决定化肥的配比。“通过调理施肥，一要消除土壤中的肥毒，二要清除土壤中的药毒，三要分解土壤中的根毒，同时中和土壤中的碱毒。”曹凯认为，耕地的疾病大多起于元素缺乏症。有针对性地施肥，既能满足农作物所需，又能治理土壤污染。
　　2007年，全国曾对耕地肥力的质量进行调查。在从全国各地采集的4万多个土壤样本中，有机质不达标的占到87%；缺磷的占到81.4%；缺钾的41.7%；硫的含量低于临界值的占到30%；缺锌的占51.1%。
　　目前，曹凯已经在全国开课3000多堂，培训农民30万人次，测试了15万个土样。聊城陈庄蔬菜种植户杜延刚，种植土豆有七八年时间，产量从最初每亩5000斤左右下滑到3000斤。曹凯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及作物需肥特点为其开出了配方肥，目前杜延刚家的土豆产量已超过6000斤/亩。
困难
　　可是，曹凯仍然会招来部分农户的非议，特别是在2009年中国土地专家医院与山东福利龙肥业有限公司合作之后。许多人因此认为，他只不过是又一个借技术卖化肥的商人。
　　曹凯解释道，医院坐诊的大夫开出药方，病人可到药房抓药；但是，土地专家医院给农户开出化肥配方，农户拿着配方却不知所措。这促使他不得不与化肥企业合作，相互借用资源，将其当作土地医院的“药房”。
　　改变农户几十年种田的固有认识和习惯并非易事。过去，曹凯曾给许多农户进行诊断、开出药方后发现，农户并未“遵医嘱”——有的农户在病虫害被治愈后，依然过量施肥；有的农户看到亲朋大量施肥后，放弃了土地医院的药方；还有的则被化肥经销商欺骗。
　　曹凯意识到，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时代，要解决千千万万农户化肥滥用的问题几无可能。只有土地流转集中到农场主、种粮大户等新型农民手中，才可能实现科学种植、现代化农业。
　　如今在上门就诊后，曹凯总会要求种植者签订协议，将其纳入土地医院的监控系统，以便在施肥、洒药、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掌控。
　　眼下，中国土地污染的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曹凯也看到了未来土地治污市场的广阔前景。两年前，曹凯曾有着迅速扩张的计划——土地医院要开设100个市、县级分院。每个分院在当地设有农技师解决“小病小灾”，疑难杂症则上报会诊。
　　可当中国土地专家医院在山东、广东、江苏等地开设了数十家分院后，却遭遇到农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限制，不得不放缓扩张的速度。原来，政府体系内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受制于人力财力不足，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实中，全国农村中一直没有形成数量足够、让农户信赖的一线科技人才队伍。这既是土地专家医院的短板，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曹凯指出，长期以来，农业的问题就是因为盲目追求产量，忽视发展的质量。如果土地专家医院用盲目扩张的方式去诊治农业积累的质量问题，是对农业、农民、农地的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