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头不要脸
　　袁氏“搞共和”，先是试应手，因其屡屡得手，故得寸进尺。他先将内阁制“反正”，使政体回到了总统制，再把自己搞成了终身总统。这还不够，他要再接再厉，继续搞下去，将回头的路一步步走到底——改变国体，复辟帝制。
　　将民主搞成君主，在中国原不是什么难事，在中国传统里，民主与君主有时就是一回事，在《诗经》里就有“求民主”，但那“民主”，其实就是君主，不是对君主的制度安排，要一票票选出来，而是对君主的道德认同，亦即君主能“以天下为公”，能“为民作主”，便是“民主”。若以天下为私，搞君主专制，即为“独夫”。做“民主”，还是“独夫”，皆由道德，非关制度。
　　民主是政治理想，有如三代先王，君主是现实政治，执行要靠法、术、势。但凡政治，若就其天然而言，皆趋于专制，可人人有权利，岂能个个都专制？如若不能，就需要有制度来安排各人的权利。有一种制度，叫做“选举”，人民以投票的方式“求民主”，这就是民主制度；还有一种自然状态的竞争，非以民选，而以天选，以打天下的方式，让天命来选。不过，打得赢还是打不赢，最终还得由民心来决定，这叫做“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天在听，天在看，因为要天来选，结果当然也要以天命的形式来呈现。天命，既包含了“适者生存，赢家通吃”的自然法，同时，又要朝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德律转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一个提法，叫做“阳儒阴法”。“阳儒”，就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律的一面，而“阴法”，则是法家强调的自然法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统一斗争纠结了两千年。一直纠结到袁世凯，还想以“阳儒阴法”来玩共和变脸。本来共和变脸，是在共和的国体里变，政体变来变去，不能变了国体，袁氏将内阁制变成总统制，从临时总统变成正式总统，将民选总统变成终身总统，为此，还将民国约法变成袁记约法……可天在看，看他究竟要怎样变。
　　梁启超往天津去，约会严修，言其此行缘由。原来，前些天，袁氏父子约见梁启超于京郊汤山，有杨度作陪，大谈一番共和“中国不宜”之后，袁氏之子袁克定便向梁征求变更国体意见。突兀之问，使梁不知所措，梁吞吐道：我平生之研究政体而很少涉猎国体，不过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贸然变更国体，恐非易事。袁克定见其闪烁其辞，便放弃了梁启超，转而向梁士诒和交通系下手。
　　送走梁启超，袁克定仍在汤山接见梁士诒。与对待梁启超的拐弯抹角的办法不同，他开门见山，直问梁士诒，是否肯协助他改行帝制，报酬是他帮梁士诒缓解交通系的危机。
　　事关交通系存亡，梁士诒当然不敢异议。当即在寓内召开交通系会议，声明：赞成帝制不要脸，反对则不要头，何去何从？全体表决后，一边倒向袁克定——要头不要脸！
　　梁士诒从铁路出身，曾随唐绍仪主持路政，由此形成交通系班底，铁路有钱，又办了个交通银行，袁氏当上大总统后，他任职过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人称“梁财神”。然而，政体大变脸，不光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政事堂也取代了国务院，还搞了个肃政厅，专门弹劾官员，以权力的更迭配合政体变脸，办了两案：三次长参案、五路大参案。
　　所谓“三次长参案”，便是对陆军次长俆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而叶、张都是交通系干将；“五路大参案”，则指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大铁路局案，袁氏新政变脸从铁路开始，首因铁路有钱，钱要为我所用，还因铁路能控制全国，还是战略资源，而掌握路政的交通系却是与袁氏分手的唐绍仪的老班底，这一班人的嘴脸，当然要接受政体变脸的考验。
　　经“太子爷”一番指点，梁随后便召集交通系干将开会，会上，梁提出：目前交通系之窘境，唯有支持帝制，方可取消参案；要是不赞成帝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诸人闻言，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梁干脆道：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头还是要脸，你们自己看着办。会上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同意，表示：要头不要脸！
　　数日后，参政院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请愿团，自诩为各行业、各阶层代表，可谓应有尽有，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口里还呼着口号：变更国体，唯我民意！君主立宪，造福万民！这势头，与“公车上书”相似，与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也相似，不过，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国体是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梁士诒还懂得赞成帝制是不要脸，这说明他还有共和观念。可明知不要脸还要做，是因为政治就是那不要脸的东西，要脸就别讲政治。
　　有了不要脸的自觉，他做起来就无所顾忌了，如其所言，诚可谓“泼出一干，有声有色”。他不像杨度，还有文人习气和书生意气，还真以为帝制能救国，摆出一付君主立宪的端拱样子。
　　脸面就是一张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用来擦屁股。总之，既要有人为帝制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还要有人为帝制擦屁股，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是讲政治，擦屁股也是政治。讲政治，最好要有学术依据，要讲皇帝的来历，讲出帝制自信来。当袁氏安排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其政治顾问古德诺就在袁氏的授意下，撰《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
　　《共和君主论》不足五千字，该文在《亚细亚报》上一发表，中国就一片哗然。虽然古德诺一再声明，自己并没有煽动中国人变更国体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确实成为复辟帝制的先声。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洋和尚来念帝王经，岂不正中了袁氏下怀？与此同时，杨度在京搞筹安会，盛称袁克定为当代秦王李世民。投桃报李，袁氏赠杨度匾额一副，题“旷代逸才”。筹安会宣称，其宗旨为议决君主、民主何者更适合国情而筹国安，杨度写《君宪救国论》曰：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行君主。据说，该文成，先呈袁氏，袁氏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
　　《君宪救国论》，全文两万字，分三篇，上篇是欲求宪政，先求君主；中篇言总统缺陷；下篇指陈清末立宪和民初共和立宪弊端，以为民初乱象，乃共和恶果，惟君主制才能救中国。此文之声名狼藉，已不待言，然亦自有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因被忽略，故当言之。
　　中国传统有讨论政体的，如《封建论》，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却未有过讨论国体的。把君主和民主作为国体提出来讨论，杨度之前或有过，但多为片言，涉猎而已，正式以国体问题提出，则自杨度始。宋儒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象格局大得很，可其中就是没有国体。不过，那时国体是自明的，君主天经地义，何来国体问题？近代就不一样了，君主与民主相对，国体就成了问题。所以，当在“为万世开太平”之前，加一句“为江山立国体”。
　　杨度便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这一点并尝试着要加上这一句的人。应该说，他提出的问题，比他对问题的看法更重要。他的看法，现在看来价值不大，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因为他是以袁氏为纲的。可他提出的问题，自袁氏复辟失败以后，一直未能解决，成为困扰中国的一个问题。当时，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发表了《君主立宪第二次宣言》。《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故其结论为“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政而行君主立宪。”以“兵选”归于民主，此言虽谬，但民国的病根确在此处。
　　不必说此后北洋军阀被他言中，即以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言之，“军政”岂非“兵选”，亦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军政”到“宪政”，从“兵选”到“民选”，每一次转变都是一次政治变革，理论上的安排，虽然合乎逻辑，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就能解决，但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或许要几十年，乃至于上百年，才能行得通，而且每一次发生变革，都有可能带来动荡和流血。
　　这是孙中山遗留的问题，而杨度的问题在于，他把国体和政体问题，生拉硬扯，拧成一个难解的中国结，何以民主就不能立宪，反而会导致专制？在理论上完全说不通，不是一句“中国人素质差”就能了结的。从文明冠于全球的天朝上国到“中国人素质差”，其间差距何啻天壤？没有一种逻辑能够证明这一点，反倒是中国哲学里的“气论”能以致之，此正所谓一气流行“上下与天地同流”也！
　　立宪莫问国体
　　从政体变脸，到国体变脸，袁氏还真不愧是个大花脸。自当上正式大总统以后，袁氏便常念叨“共和办不下去”，其左右亦日夕鼓噪“改变国体”。袁氏起先还装，还让，到后来，也就跟着说了，说着说着，就“你们斟酌去办”了。
　　杨度谒袁氏，曰：度主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一人，且有学术上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袁氏要他与孙毓筠谈，孙乃约法会议议长，且办“宪政研究会”。杨度将袁意知会孙，又拉来严复、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四人，发起筹安会，宣称“研究君主民主政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现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
　　发表宣言后，筹安会还通电各省，请速派代表入京议决国体，袁氏表示：以我所居地位，只知有民主政体，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恋，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的人，作何主张，我并无嫌疑可虑，我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成族，人人都要谋求个永保安全之法，这也是人情所应有的。
　　冯国璋、梁启超同来谒见袁氏。袁氏曰：二人必是来谏我袁某不可做皇帝的。我问二位，你们看我是要做一代皇帝就绝种吗？任公，你最善观人，鄙有犬子二十，都叫出来你看看，有谁能继我为帝？不败我家业？不累我祖坟者？若有？我一定称帝，还可延至二代。话虽如此明说，私下另有一套，据说，袁父墓侧，突生紫藤，蜿蜒盘绕，状如龙形。看坟人入京报告，袁氏以为祥瑞，命袁克定视察，克定来信：是藤滋长甚速，已粗愈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而垂此瑞验耶。袁氏遂命克定，多拨经费，围起篱笆，以防此帝王祥瑞被牛羊践踏。
　　此情，冯、梁焉知？二人四目相对，袁氏转向冯：华甫，我今天的权力，即使皇帝也未必及此。我大儿克定是个瘸子，二儿克文志在名士，三儿克良绝难当事，其余诸儿皆幼稚，天下之重何以托付？自古皇帝世袭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我又何苦将祸患加诸他们头上呢？冯仍不放心：届时天与人归，大总统虽欲逊位，也不可能了。袁道：华甫，听这话，你还是在打我的主意。我四儿克端、五儿克金在英国读书，我已命他们在英国购得少许田产，要日后有此相逼，必漂泊外邦以终老。“华甫”是冯国璋的字，袁一口一个“华甫”，所言如出肺腑，冯为之感动。袁这一番话，应该是向接班人交底的，按湘淮军系的私军传统是传贤不传子的，曾国藩传李鸿章，李鸿章传袁世凯，都是传贤，袁若称帝，便是传子，反了军系传统，冯来袁处，即以接班人自居，来讨袁氏口风。
　　梁则半信半疑，揣在怀里的那篇反称帝万言书却拿不出来了，袁氏变脸有术。
　　再说严修，以数日准备，亦斟就进言书，急函总统秘书张一麐，托其进言：公于变更国体一事颇有诤言，爱国者不当如是耶？自称曾“进谒一次，略陈鄙见”，袁氏“似持冷静态度，以为此特学理上之研究”，可他眼见得“一月以来，都下热中之士，并日进行，不惜以私立团体，少数心理，代表全国，反对之论，报纸摈而不登，赞成之说，闻亦不无润色，名为研究，实执行耳”，故问袁之本意。并留话，托张一麐向袁氏进言：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进言后，袁氏无回音，严修决定进京，当面谏阻。家人惶骇，恐有不测。他坦然曰：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生死无惧矣！严修见袁氏，话不投机：余论筹安会，总统意不谓然。严修曰：若行帝制，则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为之则各派人士，相率解体矣。
　　袁氏根本听不进去，暗示严修应该退隐。据《蟫香馆别记》：公以故人谊，力阻项城洪宪称帝，袁不听，并改公所居曰，“先生乡”，有如东汉光武帝之于严子陵——严修远祖，以隐士名。严修也不妥协，遂断袍绝交，挥手而去，与袁家不复通问。他以传统士人气节，捍卫着自由民主的尊严。
　　梁启超发言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斯文一出，各报转载，世人传诵。梁开门见山，告于众曰：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以政论家而插嘴国体问题，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说不能问也。不但政论家不能问，即便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也只能在现行国体基础上，以谋政体之改进为其唯一天职，而不能有丝毫非分之想，如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那便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
　　梁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或缘于地方情势，或缘于当局心理，或缘于人民习惯与能力。这些原因，并非由于共和才有，也不会因为非共和而消失。上自元首，下到各级官吏，都有讨厌受法律束缚之心，此为宪政一大障碍，可这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人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能组织真正的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可这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
　　今有人言，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梁曰，立宪与非立宪，为政体之名词；共和与非共和，为国体之名词也，而他持论，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的，政体诚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都可以；政体如非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都不行。或曰变更政体，须先变更国体，天下哪有如此道理？以前说君主不能立宪，惟共和能立宪，现在又说共和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
　　这样说来说去，导致变来变去，自辛亥以来，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一制度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新制度起而代之，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读梁氏文，严修大为感动，叹为“中国第一人文字”，梁所言，深得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