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与哲学王
　　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有两个著名受难者。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他们都死于群众欢呼。
　　审判苏格拉底，陪审团500人，第一轮投票，280票对220票，法庭判苏格拉底有罪，经他自己一番申辩，求死得死，遂以360票对140票被判死刑。
　　法庭上，苏格拉底以真理嘲笑了“国民性”，傲视雅典“人民”。他没有违法，却违背了“民意”。雅典是要法律，还是要“民意”？论法律，他不仅罪不至死，而且根本就无罪，甚至城邦还应当给予他奖励，因为他是那么热爱这个城邦，为使城邦获得真理，他已殚精竭力，倘若因此而触犯了“民意”，充其量也不过罚点款而已，哪能问他的死罪？
　　“民意”究竟是什么？为何以“民意”就能控告一个公民？由三位雅典公民出面，控告他“不敬神”，就能搞出个陪审团来公审，这样的民主初始，到是以民意为基础，而非以个人权利为主，个体属于群体，少数服从多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
　　苏格拉底专门跟“民意”唱反调，看来也是非神即兽。他自视为神，可雅典人却把他的信仰和理性视为猛兽，在柏拉图看来，雅典也就是个“洞穴”，雅典人用“民意”打造的制度——民主，就是个充满了假象见不到真理的“洞穴”。
　　被“民主”的囚徒，是习惯于“洞穴”的，四肢套枷锁，头颈被固定，只能往前看。若有囚徒忽然解脱了桎梏，可以站起来立体环视，并以思想的穿透力看见事物本身，说出真相，囚徒们多不以为然，因为囚徒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有一套成熟的影像识别系统和听取回声的方法，西周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庶几近之。
　　有一个囚徒走出洞穴，来到阳光下，起初会因为光线刺激而眼花，以至于不辨一物，要重回洞穴，可当他面对黑暗，又无法以影子和回声为“现实”。因为，人既有求真本能，还有习惯环境的惰性，一旦在阳光下，见过万物真相，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过囚徒生活了。
　　他还想把真相告诉洞穴了的人，但没人信他所言，还一致认为，他出去流浪，回来眼睛就坏了，耳朵也不行了。囚徒们都不想离开他们的家园和祖国——洞穴，还想把以真理为由而鼓动出走的人视为猛兽处死。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流浪汉，以雅典为洞穴，视公民为囚徒，向囚徒述说真理，可囚徒多愤然，以为他的言论已危及洞穴——囚徒的国家安全。囚徒，乃洞穴造就，所以，洞穴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囚徒命运，形成囚徒命运共同体和囚徒共识——民意。可民主制的洞穴，何以就容不下一个言论自由者？他没违法，未犯罪，就因他在信仰上没被“民意”化，而是专门跟“民意”唱反调，何以与“民意”为异就得死去？
　　洞穴里的民主是囚徒民主，是民意统治的城邦，而非法治之国，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例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反对这样的民主，他们期待用真理之光普照的理想国取代被假象误导的洞穴，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的知识“哲学王”取代基于囚徒共识的民意。
　　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伟大的抱负，它参与政治，与政治一体化，要造就“哲学王”。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的第一次受难，在这次受难中，哲学没有显示奇迹而诞生哲学王者。
　　苏格拉底也没有孔子幸运。孔子没有受难，而且还在专制制度下，成了道统之王者——“素王”。“素”为原始，子曰“绘事后素”，庄子所谓“朴素美”，为一切美的标准。“素”，从形态上言；“朴”，从结构上言。两字同义，而视角不同。如将“素王”放在这种本体意义上来理解，就会发现它是所有现实之王的根本，是一切王者都必须认同的“理念王”。
　　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与希腊民主制冲突，究其原因，是他的哲学有问题呢，还是民主制出了问题？在哲学与民主制的冲突中，苏格拉底视死如归，捍卫了哲学的价值和尊严。
　　可民主制呢？似乎比苏格拉底的生命还要脆弱，在真正的毫不妥协的言论自由面前，它表现出了神经质的冲动，对一个无所畏惧的言论自由者做出了最后的判决——饮一杯毒酒。
　　群众扼杀了个体，但制度却没有战胜哲学。苏格拉底不惜一死，意义何在？不能简单指责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实际上，他对民主制的基础，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坚持个体性，还是服从人民性？在行政方面，他也提出异议：采用精英代议制，取消群众评议制。智者行政，专家治国，这一套公务员制的管理思想，也在苏格拉底的抗议中萌芽。
　　现在，我们才懂得，检验民主制的试金石，不是人民性，而是个体性。人民性，几乎是所有制度的基础，而惟有民主制，要以个体性为基础。自由的个体，一旦要超越人民性，他就会成为“人民公敌”，真正考验民主制的，不是所谓全民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对自由个体的容忍程度。
　　雅典民主制，没能经受住个体性的考验，它以人民的名义，杀死了苏格拉底，同时，它也就为自己敲响了丧钟。而苏格拉底，这位当年的人民公敌，如今已是自由之父和民主的尺度。他为哲学捐躯，停下了走向“哲学王”的脚步，如果他再迈一步，就会失足。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入狱后，柏拉图每天拜访苏格拉底。学生们总是拂晓时分在法院相会。法院离监狱很近，可以一边谈话，一边等待监狱开门。他们来到苏格拉底身边，陪他度过了一天天。
　　有一天，他们早去了一些，听监狱看守说，陪审团在为苏格拉底除去脚镣手铐的同时向他宣布，今天应该如何死去。桑蒂比，苏格拉底的妻子，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他的身旁。看到柏拉图等人来，桑蒂比哭了起来说：“噢，苏格拉底，这是你的朋友最后一次来与你交谈了。”苏格拉底看了一眼克利托，对他说：“克利托，找个人把她送回家去吧。”克利托便让随从将她扶出去，她嚎哭，并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部。
　　苏格拉底仍然坐在床上，并且将两条腿盘了起来，说：我的朋友们，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欢乐的那种东西！欢乐，它奇妙地与自己的对立物——痛苦相联，它们本来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降临到同一个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执著地追寻其中的一个，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时感受到另一个的存在，它们两个就融入了他的头脑中。他接着说：“如果伊索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肯定会写一篇寓言来描述它们两者是如何激战，然后神又是如何使它们重归于好的；若是它们不愿意和睦相处，神就会将它们的脑袋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中的一个来到任何人身上时，另一个便会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一情景，当痛苦跟随着镣铐来到我身上时，欢乐很快也降临了。”
　　克利托接着话头问：“现在，苏格拉底，你是否要为我们和你的孩子留下些指教，我们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吗？”苏格拉底说：“克利托，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告诉你们了。只要你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无论你们做什么——即使你们现在什么也没允诺——假如你们忽略了自己，并且不愿意一步步认认真真地生活下去，那么你们将会一事无成。”
　　“我们将努力地按你说的去做。但是我们该怎样掩埋你呢？”克利托问。苏格拉底轻轻一笑，说：“现在我无法说服克利托，使他相信这个正在说话的我就是真实的我；他觉得我很快就会变成死尸，所以，问我如何掩埋我。我说过，饮鸩之后，我将与你们分离，去一个欢乐的世界，这些你们都知道了，但他肯定不这样认为，以为只是为了安慰你们而已。”
　　说完，他起身去另一间屋子沐浴，克利托跟随着他，其他人等在那里。学生边等边讨论，并为这个巨大的不幸而悲哀。他沐浴完毕，妻儿也来了。克利托陪着他们。苏格拉底向妻儿说了一些临别的话。接着，他让女人先离去，他本人又回到了学生中间。
　　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他坐了下来，但没有再多说什么，陪审团派人来了。来人对他说：“苏格拉底，我绝不愿意因为你曾咒骂过我而找你的茬儿，因为我发现你在这里所有的日子都显示出你是最高尚、最仁慈的。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消息了，我们即将永别，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轻松地面对这一噩讯。”说罢，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只得转身走了出去。
　　苏格拉底抬头看了看他说：“我也向你道别了，朋友；我将按你所说的去办。”接着，他又转身向学生：“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之后，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他是那些人中间最善良的一个。你们看，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来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如果毒药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把它拿来吧；如果还没准备，就让他们快些。”克利托说：“苏格拉底，现在太阳还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很迟才喝毒药的，他们一直要拖到最后时刻。同时，他们总是先大吃大喝一顿，甚至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啊。”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你提到的那些人在按他们自己意愿这样行事时，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相信那样做是有益处的。而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些喝毒药并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死抓住生命不放，企图苟延残喘，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不愿意躲避。来吧，按我说的去做。”克利托不再说什么了，他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
　　这个男孩跑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带着一个端着毒药的男人走了回来。苏格拉底对来人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来人将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瞧了一眼手中的毒药，脸色没变，手也没颤抖。他又抬头睁大眼睛看着那人，一如平时，他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
　　“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药刚够一个人喝的”，“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说着，他就将杯子举到唇边，带着宁静而欣慰的神色将杯中毒药一饮而尽。
　　柏拉图说，此前，我们还能忍住眼泪，但当亲眼看着他把毒药喝下去时，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着；我不是为他而哭泣，我是为自己竟会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的巨大不幸而哭泣。克利托在我之前就已站起身走开了，因为他难以忍受这巨大的悲痛。
　　只有苏格拉底本人例外。他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古怪的人！我正是不愿看到这种情景才把女人先送走的。我听说一个人最好是在沉默中死去，所以我恳求你们安静并勇敢些。”
　　这时，学生们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了，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感到双腿非常沉重，便脸朝天躺下来。
　　一个监督死刑执行情况的狱吏把自己的双手按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过了一会儿他摸了摸苏格拉底的脚和大腿，然后使劲掐了掐他的脚，问道：“你能感觉到疼吗？”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他又掐苏格拉底的大腿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边掐一边告诉我们，一股寒气正在慢慢地上升，苏格拉底的躯体正从下往上开始僵硬。接着他触摸了一下苏格拉底的身体说：“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
　　说着，他将盖在苏格拉底脸上的布揭开。苏格拉底说——这是他最后的话了：“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克利托说：“我一定照办；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没有给予任何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动弹了一下，当脸上的布再次揭开时，他的双眼似乎已经定住了。克利托看到这一情景，便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一切都结束了，这个我们熟悉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这就是柏拉图说的苏格拉底之死。人总有一死，但还能死得比这更好吗？
　　灵魂的抉择
　　苏格拉底认为，人有一死，那是对肉体而言，但灵魂不死。灵魂对于人来说，乃美德与善行，知识与真理自成的一个哲学王国，也称理想国。
　　有关苏格拉底的一切，都是他学生柏拉图在对话里告诉我们的。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有文字的东西来表明他自己，假如真有灵魂附体，那么柏拉图也许是寄寓了他的灵魂之体，他的灵魂像火一样有分寸的燃烧在柏拉图的对话集里。
　　原以为民主之邦，都应该是思想者的家园，是哲人的天堂，但事实却令人悲怆。苏格拉底之死，已然是民主造恶，可他并非特例，此前，已有普罗塔哥拉被400人大会指控教人不信神而逃亡，并在逃亡途中遇难，更早，还有阿那克萨哥拉、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
　　或许，受难就是思想者的宿命，因为思想活动本身必然趋于异端。
　　通常，人们浑然在习惯里，而思想则突破习惯。凡思想问世，如婴儿出生，必有阵痛，思想者分娩，是个受难的过程，顺产还是难产，除了自身孕育的程度，还要有外部接生的条件，因为思想的婴儿那第一声啼哭，就是对他来到的世界的不满，预告了他对传统和民意的挑战。而此时，正是思想者及其产物最为脆弱之时，苏格拉底之死就如此，真理诞生时，遭遇了群众信仰和囚徒共识的阻击，苏格拉底面临难产的抉择：保母亲，还是要婴儿？
　　真正的思想者，会像一个伟大的母亲那样，作出最高尚的选择。苏格拉底宁以一死，确保真理诞生，愿以一死，求得真理永存。身体乃囚禁灵魂的监狱，而死亡则是灵魂解脱的方式，何惧于死！
　　苏格拉底临死前几与柏拉图等人日日交谈，却从来不谈死亡问题，已将自身生死安然置之度外。他们的话题，总是有关那真理的婴儿在雅典应如何生存，该怎样成长。
　　他谆谆教导弟子们，要投入到真理的使命中来，为真理而斗争。他为什么一点也不肯妥协，干嘛要硬碰硬，跟民主制干到底呢？作为思想者他若苟活，便要认错，一认错，真理就死，他不愿意。那么，逃亡如何？那位宣称“人是万物尺度”的普罗塔哥拉，还有“悲剧哲学家”欧里庇得斯，不都逃了吗？可逃归逃，都难逃一死，且死于非命。他若逃亡，幸免于死，也会使真理流产。
　　所以，想到底，莫过于死。更何况真理还在，灵魂不死，还得有个成长的摇篮。放眼希腊，几乎所有环绕地中海的城邦，没有哪一个城邦，比雅典更适宜于真理生长。
　　虽说真理的摇篮非雅典莫属，但雅典人也要他用生命证明，苏格拉底遂以一死，向他们证明了真理的价值。其临终模样，显示他不愧为“哲学王”以及真理之强。无与伦比的坚强，唯神话之普罗米修斯可比，普罗米修斯之强，因其掌握命运，而苏格拉底之强，则由于发现真理，从命运之强到真理之强，人有灵魂不死，而与神相当。
　　这一回是柏拉图作了真理的接生婆，接生了苏格拉底的真理婴儿。苏格拉底还活着，活在了谈话中，活在柏拉图一本又一本的对话集里。是柏拉图，为真理提供了这么个摇篮，让真理以对话的方式，在辩证法中成长。我们没有必要去区分对话集里哪一篇是苏格拉底留下来的，那一篇是柏拉图本人接着说的。师生二人，老师述而不作，弟子亦作亦述，向我们展示了灵魂应该怎样存在，以及真理如何传承和传播。
　　能使灵魂活在柏拉图那样美妙的文字里，无论怎样的死都是值得的。苏格拉底临死前，那大山不动般的从容与坦然，或与有着柏拉图这样的弟子有关，因为，真理有了传人。
　　毕竟是民主制，雅典人没有滥用权力去羞辱一位公民所坚持的真理，他们不应当让思想者因为言论自由而死，但他们至少还懂得要让思想者有尊严地去死，要让真理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