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说起胡先骕，我们很容易想到两方面：其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曾与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打了不少笔仗；其二，他是有名的生物学家，用毛泽东的话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因反对新文化运动，在很多方面，人们总习惯用“保守”、“落伍”等词汇来形容胡先骕。与此同时，他作为生物学家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似乎无形之中忽略了他思想深刻的一面。这样，胡先骕作为思想家的一面似乎被遮蔽了，他在政局变迁中的独立人格也就更为人所忽视了。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
　　关于法国大革命，以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为代表的思想界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与反思。建立在“平等高于自由”的理念以及直接民主的悲壮实践都给人类带来了极为惨烈的教训。在反思激进主义的时候，思想家王元化也将这一矛头指向了法国大革命，并从民国政治学家张奚若关于对卢梭的评价中找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源头。即，卢梭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人民民主学说不仅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还极有可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
　　其实，民国时期的学者中，对法国大革命认识得最清楚的，并不是张奚若，而是胡先骕。在《文学之标准》中，胡先骕通过简洁的文字对比了英美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异同，他写道：
　　浪漫主义之政治理想，见诸实施者，厥为法国大革命。然法国之大革命与英国克林威尔之革命、美国之独立战争，相配大异。其所以岐异之处，基于拉丁与盎格鲁撒克逊两民族性之异点。
　　在胡先骕看来，拉丁民族更青睐平等，主张人与人的一致性。而盎格鲁撒克逊则不同，这个民族更青睐自由，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英人之革命、美人之独立盖以争自由为动机者也。至于平等，则所注重者在与他人为比较，故虽不得绝对精神上物质上之自由，然苟与他人受平等之待遇，则亦未尝不可少量之干涉，法国之革命则以争平等为动机者也。以此两动机相较则前者为胜。盖争自由之动机为求诸己，争平等之动机为求诸人。前者尚不失精神独立之美德，后者常含有嫉妒之恶德。故英美革命，极少暴行。法国大革命。则杀人盈城也。
　　胡先骕认为，一个民族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应该先求诸自己的私权，然后再追求诸人的公权，而对个人私权的追求也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没有对个人私权的保障，就没有自由。与之相反的则是将平等的价值置于自由的价值之上，如果革命的目标不是自由而是平等，就很容易产生暴政。
　　在胡先骕看来，实践卢梭思想比较彻底的莫过于法国的罗伯斯庇尔时期，但这一时期恰恰是法国最恐怖的时期。胡先骕写道：
　　罗拔士比，恐怖时代之魔王。以杀人为乐，诛其党魁，终亦身受刑戮者也。然其言论主张，乃在与卢梭相合。故法国大革命，实为卢梭学派放大之写真。以其动机之不良，法国革命乃为大失败。
　　革命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革命目的的不纯洁。而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奠基毋宁是法治。胡先骕写道：
　　在民本主义政治，于共同遵守之法律之下，各人有绝对之思想行动言论信仰之自由。而个人自由之大者，莫过于财产。盖财产者资生之具，一切物质生活之基础。苟遵法律而取得之，则国家社会皆无干涉个人之权。
　　这里，胡先骕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似已超越了胡适。当胡适在1920年代还对土地私有制的态度暧昧不清的时候，胡先骕则明确指出：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财产才是个人自由最大的保障。
　　如果我们从这一意义来理解胡先骕与胡适的白话文之争，胡先骕的意义就会显现无疑。如果说胡适主张白话文意味着他对建立在个体理性基础上的民主的信心，那么胡先骕反对白话文的背后，则更多意味着他对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警惕与忧虑。胡适更多的代表着平民意识，而胡先骕则更多的代表着人类的贵族意识与精英意识。
　　胡适与胡先骕关于白话文论争的背后，其实潜藏着托克维尔笔下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冲突。他们两人都是留美学生，胡适代表的其实是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民主党）传统，而胡先骕代表的则是美国的约翰·亚当斯（共和党）传统。而他们彼此的老师约翰·杜威与欧文·白璧德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美国的这一传统。从这一意义来讲，胡先骕的思想不仅没有落伍，而且非常具有现代性。
　　对苏俄的认知与批判
　　胡先骕对土地私有制的坚守，使他对苏俄的认识明显高人一筹。许多学者认为：在当时对苏俄的看法上，徐志摩远胜胡适。与1926年底胡适游历苏俄时对苏俄充满迷恋相比，徐志摩在游历苏俄时对列宁的判断以及对苏俄思想不自由的揭示，确实证明了徐志摩锐利的思想眼光。但倘使拿徐志摩与胡先骕相比，似乎胡先骕对苏俄的判断更要胜过徐志摩。
　　徐志摩至少还曾对苏俄有过迷恋，他对苏俄的警惕源于他受罗素的影响以及自己亲自游历得来。胡先骕终其一生都没有去过苏俄，但他对苏俄的本质却洞若观火。他在《学阀之罪恶》一文中写道：
　　甚如俄国专政之无产阶级，以众暴寡，暗无天日，亦可称为无产阀。
　　胡先骕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在他看来，暴力革命发生之后，在很大程度将会重演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游民起义式的人间惨剧。他写道：
　　今日之谈政治者，幸有鉴于此，勿徒为任何大举革命之鼓吹，惟求实事求是，为枝枝节节之改革，则吾国政治前途，庶乎有豸。否则徒引骚乱，黄巢闯献流寇之祸，殆将不免矣。
　　当胡适还沉浸在“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的情绪的时候，胡先骕对苏俄的认知与判断让人刮目相看。而到了1940年代，胡先骕在《政治之改造》中写道：
　　苏俄十月革命则又以无产阶级专政，知识阶级被杀者逾百万人。而在无产阶级中，复抑农而重工，至引起农民之反抗而酿成残酷之饥馑，至元气久而不复。
　　由此可以看出，胡先骕对苏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命运非常悲观。抗战胜利之后，胡先骕在1947年前后还有意组建中国社会党，并希望胡适来组党。不过，此时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并没有公然出来组党。
　　对胡先骕的人生而言，颇有意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胡先骕在1949前后选择留在了大陆呢？
　　这一时期在写给任鸿隽的书信中，胡先骕曾多次提出要走，但最终却没有走成。一来胡先骕不愿意抛弃自己的亲属独自远走高飞，二来他也割舍不了他终生的事业基地——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再加上中共地下党与他的统战……胡先骕最终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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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坚守：与胡适划不清界限
　　胡先骕既然选择了留下，按照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他就应该赶紧与国民政府划清界限，与胡适划清界限。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新时代，就应该有新时代的样子。陈垣通过给胡适写公开信的方式，和胡适划清了界限，赢得了新政权的认同，依然做他的辅仁大学校长。
　　在批判胡适方面，胡先骕应该具有天然优势。因为从五四时期开始，胡先骕就是坚定的胡适反对派。但此时的胡先骕，却完全逆潮流而动，依然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评价胡适。
　　1950年，胡先骕在《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中写道：
　　北京大学诸教授中最知名者，当推胡适。……胡适以家传训诂考据之学之根底，加以欧美治学方法，且喜作新奇可喜之论，故时人易为所眩。……我常与陈衡哲女士谈胡适不朽之著作为何？答曰或者是其小说考证。果如此，未免名实不符，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
　　应该说，这段文字并没有多少捧胡适的味道。这是胡先骕内心深处的胡适形象。但就是这一形象，也让积极进步的革命青年感到不满。很快，《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来信，批评胡先骕的胡适观，其中写道：
　　对于胡适的妥协与反动的本质，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空言胡适“倡导”了什么新文化运动呢？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验主义者胡适，凭什么说他领导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呢？对这个问题历史早已有了定论。
　　这篇读者来信给胡先骕的打击是致命的，这意味着他需要跟自己曾经的学术论敌胡适划清界限，而刊登胡先骕此文的编辑黄萍荪也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而遭遇牢狱之灾。要命的是：旧道德意识强烈的胡先骕，偏偏不能接受思想改造运动，不能与胡适划清界限。
　　1952年，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批评胡先骕政治立场不稳，其中重要的证据就是不称蒋介石为“蒋匪”，不称胡适为“战犯”。当时，只要胡先骕将胡适称作是战犯，其思想改造可能也就过关了，但胡先骕硬是咬着牙不承认胡适是战犯。这样，胡先骕总是很难过关。
　　胡先骕的一生，似乎都受累于胡适。当胡适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爆得大名时，胡先骕作为反对者成为许多激进青年眼中的落伍守旧者，此时的胡先骕，处处跟胡适针锋相对，而他越跟胡适过不去，也就越不受激进青年的青睐。而当时代轰隆隆的列车需要他跟胡适割袍断义时，胡先骕却下不了手了。他是不是想起了当年胡适在他们两人的照片上写下的那句“两个反对的朋友”的题词？想起了1948年当他和胡适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胡适在他们两人照片上的那句“皆兄弟也”的题词？
　　在政治的高压之下，胡先骕坚决不说胡适一句坏话，并为此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总需要有这样的人的存在。而这样的人的存在，向世界证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风云如何变幻，朋友永远是朋友，兄弟终究是兄弟。
　　走笔至此，禁不住让人想起苏轼写给他弟弟苏辙的那几句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