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
　　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梁柱教授的一篇访谈录，题为《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首述“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然后以我近年来的蒋介石研究为证，其中说：
　　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
　　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近年来，我先后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大量史料，在海内外出版过4本研究蒋介石的书，学界中人、广大读者，都会知道梁教授批评的是我。前一时期，梁教授在某处演讲，题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由来与危害》，其中就说：“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学部委员，他在美国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写了许多文章。”可以看出，梁教授把我看成是“当前‘翻案’、‘重评’之风”的典型，因而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这是一种不点名的点名。
　　我欢迎批评。学术界的切磋琢磨，批评、反批评是学术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我的全部著作都欢迎检查、批评，但是，批评首先必须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要百家争鸣，实行“研究无禁区”，不能乱扣政治帽子，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牵扯；也必须根据事实，讲清道理，不能按一己需要改动史料，虚构、制造批判对象。
　　遗憾的是，梁教授正是这样做了。
　　不能一概笼统地
　　反对“翻案”、“重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拨乱反正，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在文化学术领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批判和判刑，对杨献珍“合二为一”论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对孙冶方经济学的批判，对吴晗及其《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等，现在都有了新的说法。对历史人物，如李秀成、胡适，对中共党内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彭、罗、陆、杨等人，既往都曾有过“结论”或“定论”，很多问题，毛泽东都是说过话的，但现在也都有了新的说法。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体现。因此，不能一概笼统地反对“翻案”和“重评”，而要研究“翻”的什么“案”，如何“重评”，提出了什么样的新看法。
　　梁教授将我的蒋介石研究定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其根据无非是：我对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的估计和我对蒋介石其人的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顾名思义，一定是“虚无”了、“否定”了不应该“虚无”、不应该“否定”的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人物。请问梁教授，我“虚无”了什么，“否定”了什么？
　　我对蒋介石日记
　　和蒋介石其人的评估
　　关于蒋介石日记，我在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中，就曾专文指出：
　　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看了，什么都信，也会上当受骗。
　　以上观点，我曾多次、反复说过。
　　关于蒋介石其人，我也曾多次反复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是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人物，是个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历史人物。关于其功过是非，我写道：
　　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
　　我在做了上述分析后，特别表示：“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道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的评估，关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的评估都是学术问题，认识不同，评价高一点、低一点，我觉得都是“百家争鸣”范围之内的问题，和“历史虚无主义”无关。
梁教授按一己需要改造史料，
　　制造批判对象
　　梁教授为了驳斥我对蒋日记史料价值的评估，引用了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一句话：“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梁教授以此证明，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不可信的。
　　梁教授这里是在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动史料。以个人所知，蒋关于中山舰事件的秘密与其日记的公开问题，一辈子只讲过一次，这就是1926年6月28日晚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蒋的原话是：
　　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这一段话，蒋介石将可以“看日记”，了解中山舰事件秘密的时间定在“等到”他“死了”之后，并没有梁教授所谓“二十年后”之说。“二十年”，即1946年，蒋介石那时还不到60岁呢。
　　这里，我要请梁教授明以告我：蒋介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过“二十年后”看他的“日记”一类的话？根据何在？我想，梁教授是回答不出的。梁教授告诫人们，“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梁教授反驳我的惟一“史料依据”竟然是被梁教授改动了的、无法查到出处的，请问，其“严肃”性体现在何处呢？
　　不是“生前”公布，而是“死后”可看，二者的差别看似细微，但至少说明，蒋并无在“生前”利用其日记自我标榜、自我宣传的企图。当时，蒋认为汪精卫是陷害自己的主谋，日记中清楚地写明了此点。但是，汪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接班人。蒋如何能公布这样的日记？之所以要人在他“死后”看者，原因在此。
　　梁教授还指责我说过仅“据”，或者“仅仅通过日记”，就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推翻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结论”。请问：在我全部已出版的专著或论文中，何书、何篇、何页，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还是只能引证我的旧文了。
　　2010年，我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集的序言中曾明确指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我自思，虽然本人对蒋日记的史料价值有较高的估计，认为深入研究蒋日记，将有助于认识真实的蒋介石，有助于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问题或某些部分，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水平，不会愚蠢、糊涂到认为，仅“据”，或者“仅仅通过日记”，就能如何、如何。梁教授的批评恐怕是他自己在编造事实，虚构一个批判对象，然后上纲猛批吧？
　　科学永无止境，人，绝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全部真理的掌握。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都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不能僵化，不能停滞。因此，对于所谓“改写近代史”之类的说法，不必过于紧张、敏感。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或教科书，不知道出过多少种版本。事实上，每一种有价值、有重大学术进展的新版本的出现，都是一种对旧版本的“改写”。我们现在大力提倡“创新”，所谓“创新”，自然包含对旧说的某种“扬弃”。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中作用的估计来说，这些年来，我们在事实上也做过对旧说的若干“改写”。所谓“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说法不是不再提起了吗？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有好几处不同于前人著作的论述和提法，不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局部“改写”吗？
　　向梁教授坦白我的“政治诉求”
　　在《访谈录》中，梁教授提出“政治诉求”问题。也好，我就乘此机会向梁教授和广大读者坦白吧！
　　我在新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的自序中说：
　　关于（蒋介石）这个人物，历来分歧严重。或尊或贬，或扬或抑，或爱或憎；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或肯定此处，否定彼处；或否定此处，肯定彼处；肯定、否定之间，其高低、分寸，也众说不一，评价各异，至今不能统一，在今后的若干年内，看来也还不会统一。这不要紧。关键首在清理史实，还原史实。
　　以毛泽东而论，有时对蒋介石给过很高的评价，有时则给予极为严厉批判。1945年8月，毛泽东用空前严厉的语言批判了蒋，但同时则主张“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可以与蒋“搭伙”，由蒋出任中华民国“总统”，承认其领导地位。重庆谈判，毛泽东和蒋谈过几次话之后，曾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表示：“蒋目前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蒋）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1956年，毛泽东表示：“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他肯定蒋在台“做了三件抗美的事”，“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在谁当台湾地区领导人问题上，毛泽东表示，我们都是“拥蒋派”，“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应当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我之所以将拙著定名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关于蒋的“恰当的估计”。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时并肩对敌，有时刀兵相见，不共戴天。不同历史条件下彼此之间的认识会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方，不同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认识、评论、提法，也会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我曾著文指出过：“既往的观念、认识、结论，有的正确，有的则需要根据可靠的史实重新审视，加以修正。”今天的国共关系、两岸关系已非昔时。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坚实可靠的史实，对当年国共斗争时期形成的某些认识、结论重新审视，坚持正确的观念，修正不正确、不全面的观念，提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的、更全面的新观念，这是学术发展、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自认，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早在2007年，我就说过：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已快到60年，尘埃已经落定，各种恩怨早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对立，民族分裂，国土分裂。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做好对台工作，做好对撤台国民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海外侨胞的工作，不断提出新思想、新方针、新政策。比较早的时候，廖承志同志曾经引用鲁迅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用来比喻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后来，温家宝同志也提出：“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2011年，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也曾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我的民国史研究、国民党史研究、蒋介石研究，就是在这一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多年来，我受到过许多鼓励和表彰，也受到少数人的攻击，但我始终不悔。为什么？一为还原历史本相，不断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二为促进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和谐，为促进国家的统一略尽绵薄之力。
　　欢迎梁教授比较仔细、比较认真、比较全面地读读拙作。如果梁教授认为我确实“美化”了蒋介石，我欢迎他具体而非空泛地、一条一条地指出来，同时以充分而扎实的史料批判。我只希望：（1）不要断章取义，随意歪曲；（2）准确、严谨地运用史料，不要再重复本文所已经指出的类似硬伤。（3）允许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存在，允许探讨、创新，不要动辄扣人以“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帽子，以免吓得人不敢讲话、争鸣。
　　梁教授的《访谈录》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不能成立之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论了。
链接
　　杨天石
　　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梁柱
1935年生，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