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特
　　40多年前的前铁3号——京城一所普通的大杂院——里曾有一棵百年国槐。据院里的老人们说，这所不起眼的宅子曾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花房，这棵国槐也许就是这位公公当年手植的。大杂院里挨挨挤挤地住着十余户人家，还有三四十个从高中生到小学生的孩子。国槐巨大的身躯顶着浓密的枝叶如同一把硕大的伞，在炎热的季节为大杂院的孩子们遮挡出一块阴凉爽快之地。1968年的八九月份正是京城暑热难消之时，生活在大杂院里的中学生们每天晚饭后都照例聚集在大槐树下，谈天说地侃大山，交流着各自学校里的趣闻轶事，发布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小道消息，还有各种各样的马路新闻。
　　此时，京城里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文革的主战场已经从中学转移到了高等学府和工商企事业单位，离中学生们越来越远了。红卫兵的伟大统帅似乎把他的文革急先锋忘记了，曾经的“革命小将”——最先把京城搅得一片血腥加混乱的中学生们被他们的红司令晾在了一边。
　　但精力充沛的小将们却不甘寂寞，在京城的各个角落里制造着各种事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群体：顽主。这些人以十六七岁的初中生为主。他们讲求江湖意气，也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气，还有对不平等而生的怨气，更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杀气。他们或游窜于京城的各个公园，或啸聚于闹市或隐匿于小巷，两伙人碰到一起也许一个眼神一句话就会大打出手。因斗殴死伤人的消息时不时地回荡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一时间顽主的名声大震，人人皆有谈虎色变之态。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中学生们似乎成了城市里多余的赘物，让管理者头痛，如何处理这些当年的“人物们”提到了当政者的议事日程。如今专家学者在讨论上山下乡时多从政治经济大处着眼，自是不错。但我以为彼时的管理当局如何化整为零，把这些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消解，也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当年京城中学生里的风云人物，引领知青上山下乡潮头的高中学生曲折在一次北京市知青安置会上，看到市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再多要些人，并说“求求在座各位了……”这场景、这番话，让曲折感到了曾经的革命小将们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被拍卖的深深悲哀。把“小祖宗”们赶紧打发出城，正是管理者的心态。
　　大约从那年的春天起，京城里的学校就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宣传。大槐树下陆陆续续传来中学生们去东北兵团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消息。我所在的北海中学，春天里走了几个去东北兵团的知青，学校开了全校的欢送大会，那哥几个站在台子上面披红戴绿，好不神气，让我等也好不羡慕。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宣传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气氛也越来越浓烈。
　　有一段时间，天空中飘浮的电波里传来一个叫吴小明（音）的女生的声音，她在电波的那一端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地讲述她在草原插队的生活，既浪漫又有趣。当她说到因为不会做饭把粥都熬糊了，受到了大槐树下中学生们的嘲笑。同院的发小阿生说，连粥都熬糊了的人就该到乡下去。
　　8月底9月初的大槐树下的议题最多的就是关于上山下乡的事。京城各个学校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动员工作。而且官方的说法是上山下乡是中学生唯一的出路，留在京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休想分配工作！那口气可是斩钉截铁呢。一天晚上，阿生说那个整天在电波里发声的吴小明到他所在的四中现身说法了，大谈到草原的收获。阿生还带来了学校动员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的消息，内蒙古什么旗来的人到学校作了报告，那地方挺好的。我听了心中一动。
　　宣传的力量其大无比，头羊的榜样魅力无穷。从小就接受“听话”教育的我，早就被那些罩上革命光环的喧嚣忽悠得在内心深处编织出一个青春的梦。我想插队去，当一个建设新农村的革命者。离开絮絮叨叨的妈妈，不再忍受父亲的呵斥，或许也是我“离家出走”的另外一个原因。
　　9月4日晚饭后，大槐树下照例是一群秃小子们聊天。我突然对阿生说，咱们一块去插队吧，我和你随你们学校走。阿生是大杂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做事沉稳，为我所佩服。旁边的二子听见了，也兴奋地说我也去，咱们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二子也是四中的学生，不过他比我和阿生小，是刚刚就近分配入学的在校生，算年头他明年（1969年）才毕业呢，还轮不上上山下乡。这时绰号叫刘巧儿的发小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也凑上前来报名上山下乡。刘巧儿从小就寄居在大杂院的姥姥家，因为姓刘，大槐树下的孩子们就把这么一个女性的外号给了他。就这样，在大槐树下我们4个人说好了一块去插队。阿生是六六届，我是六七届，刘巧儿是六八届，二子是六九届，4个人占全了文革兴起后滞留在校的四届初中生。因为我和刘巧儿不是四中的学生，还需要转学籍，这事就托给了阿生。一件涉及人生的大事就让我如此轻松做出。多少年以后，阿生对人说，他的插队是被我拉下水的。
　　第二天阿生带回的消息是转校不成问题。我大喜，立刻跑到学校找到军训的解放军团长说明情况。团长二话没说，立马给我写鉴定封档案，让我自己拿到四中去。临走，他说了一句：我可没有给你写什么坏的事呀。这话让我惦记了许多年，每每想起就想知道这位我不待见的团长究竟给我写什么操蛋内容。多少年以后，当我重返京城，由体制内变成体制外的人员后，在办理社保什么手续时，北京某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一包厚厚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整理自己的档案。那时我最想看的就是军训团长给我写的鉴定。没有。档案里只有中学时期我自己填写的登记表，关于文革的鉴定片纸皆无！后来一想，这定是四中的老师给我撤掉了。她是阿生的班主任，大名石磊。好人呐。
　　学籍转成，我向父母公布了我在大槐树下做出的决定。母亲一听就慌了神，眼泪也流出来了，极力劝我缓行。鬼迷心窍的我想的只是远走高飞，对母亲的眼泪不为所动。父亲却什么也没说，这位平时对我动辄申斥的严父只是默默地为我打点行装。
　　第三天，我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转户口。户籍民警不出10分钟把手续办清。这我和后来重上京城户口时相比麻利多了。真是别时容易回时难。
　　刘巧儿没有走成。他的学籍转了，京城的户口也销了，但姥姥那里闹翻了天，寻死觅活放出狠话不让刘巧儿离开京城半步。乖孩子刘巧儿听了姥姥的话，半年后他被分配到首钢公司当了一名产业工人。我除了佩服她姥姥有先见之明外，心中也恨恨：不是他妈的说赖在京城里的学生都不分配工作吗！
　　9月9日是离开京城的日子。午饭后我、阿生和二子告别了大槐树，来到了四中。起风了，扬起的尘土让人无法睁眼，西北的阴云也随着风罩住了京城，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刚上送站的大巴，天空就落下了雨点。汽车没有直接开到北京站，而是到了天安门前停住了。这时密密麻麻的雨点下得正急，偌大的广场上白茫茫一片，很少有人影。不知谁发给我一张纸片，一看，上面是誓词。我明白这是让我们对着天安门宣誓呢。雨正大，领头的说就在车上吧。念誓词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庄严感，特想哭，望着天安门城楼子上的画像也特激动。这世上不知有多少誓词成为了笑料——当然这是后来悟出的。
　　来到北京站，雨过天晴，热烘烘的太阳又出现在西边的天际上，阵雨带来的凉爽很快就消失了。车站里人头攒动，还有一拨人敲锣打鼓制造热闹的气氛。许多年以后想起车站的场景总是和屠宰场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它总是出现。
　　知青诗人食指曾有一首诗说，运送知青的列车在4点零8分从北京火车站开出。我记得送我们的这趟列车也是下午4点多开出的。为了确切知道发车时间，我找出了当年的乘车证。在那张长方形的小纸片上写着：“第4车厢29号，68年9月9日。”惟独没有发车时间。我注意到了纸片上的那枚圆形公章，40多年来我从没有正眼看过它，不知道这枚公章代表着哪一级机构。这次我仔细地端详了它，公章上部呈半圆形排列的字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公章中部横向排列的字是“安置就业办公室”。
　　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内蒙古高原的雨村就业。
　　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槐树下的那些中学生们星云流散，从云南的中缅边境到中苏对峙的黑龙江边，都有大槐树下中学生的足迹。但也有几个坚持到底不为所动的同龄人留在了京城分配到了工作。他们在京就业让我找到受骗上当的感觉。
　　在我插队期间，曾经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被伐，在它的位置盖上了房。大杂院添人增户，更像一个大杂院了。大槐树虽然消失了，但它仍存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