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卓
一
枚好表的价格可以抵上一部豪车，一栋豪宅。而前者的价值和意义远超越后者。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钟表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融合了空间、时间和物质，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在极度有限的空间内，试图无限接近地解释时间的真相，没有其他任何一件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物品有着如此的份量。
　　钟表，其实是人类为了适应这个星球所相关的行星运动规律的生活所创造的产物。古代人民使用数千年的日晷、沙漏、滴漏，乃至中国北宋的水运仪象台、第一台机械钟、日本的不等时钟，还有世界上最多钟表的钟表博物馆之一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的数学物理沙龙（有着萨克森的格林尼治之称）里的数百件发明、乃至日内瓦百达翡丽博物馆里富可敌国的钟表收藏，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不断在为准确的计时工具而探索。
　　如大家所知，真正的太阳时并非24小时，一年也不是正好365天，每天的日与夜都不相等，在“方便人类日常生活”的指导思想下，一天、一年被均匀划分，成了现在地球生活关于时间概念的参照系，对于每天在各种途径所显示的时间，我们不能太“较真”。近年来实验室里100万年才误差1秒的原子钟，通过格林威治天文台向全世界给出标准时间。
　　瑞士天文台标准的机械机芯腕表24小时误差5秒内都是可接受的范围，而某些顶级的制表品牌则将误差控制在2秒内。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准确显示时间，我们只不过是无限接近，而这种探索的长度和深度将随人类的存在而延续下去。
　　获知时间的演变
　　最早能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出现在14世纪初期欧洲的修道院，以满足僧侣们准时祈祷的需求。这种钟十分笨重，只有时针，用整点报时的方式宣布时间。由于精度有限，僧侣每天至少要对时两次。机械钟楼也很快在市镇中出现，为世俗生活服务，1335年法国北部的Aire-sur-la-Lys镇建立单独的钟楼，因为需要“让布匹市场的雇员能按照特定的时间上下班”。
　　根据国内知名古董钟收藏家、中国钟表协会收藏委员副主任魏广文介绍，古时候拥有时间是一种特权，在欧洲一开始只有教堂的钟楼承担给大家报时的，后来国王为了争夺时间的控制权，也在自己的建筑上装上钟。跟随国王脚步，贵族、领主也在自己建筑上加钟，钟表从诞生起就是身份财富的象征。随着需求的增大，生产技术的成熟，钟表进入平民百姓家，“可携带”化的需求也是从钟到表演化的内在促进力。
　　随着技术的完善，机械钟的精确度不断提高，一开始只有时针，1475年第一次出现“分针”，但直到1665年才将时间精确到秒。这一时期的钟表产量稀少，十分昂贵——中世纪缓慢的节奏，也没有出现对精准时间的需求。
　　说起“精准”，很多人会想到德国。而德国人性格中“较真”的程度举世认，德系钟表从数百年来也在人类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德国南部的黑森州有一条“时钟之路”，北部的萨克森州则有一条“腕表之路”。从黑森林的咕咕钟传说、“时钟之路”的“卖钟人”大背囊里各种装配组件离乡背井最早“钟表贸易”的故事；到昔日北方王朝宫廷制钟匠的传奇发明创造，所呈现的恢宏想象力艺术造诣和科学精神，都分明表示着，钟表制造其实蕴藏着历史、文化、科学、天文学、哲学、艺术、音乐等丰富的知识体系，是人类所有过往岁月里，智慧的结晶。
　　位于德国萨克森州德累斯顿市的茨温格宫的数学物理沙龙，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历史展览馆之一，由当时的萨克森君主：“强者”奥古斯特于1728年创立的这个”知识宝箱”是世上其中一家专为科学及计时仪器而设的杰出博物馆，收藏逾400件展品，包括钟表、自动机械、望远镜和地球仪，是当年萨克森王朝收藏、维护和制造时钟的场所（其钟表收藏至今仍是全球最重要的钟表收藏之一）。宫廷制钟师和数学物理沙龙的管理人,如赛菲尔特、舒曼、古特凯斯等人,成为德累斯顿制表业的主角。这里曾提供整个国家的天文和计时服务，是18世纪下半叶最具权威的时间机构，更被视为德累斯顿精密制表业的摇篮。
　　来到博物馆收藏的历史计时仪器面前，进行与时间隔空的呼应，静默对话。在这里，人们能够体会到，什么焦作：天地万物，共冶一炉。
　　由Paulus　Schuster于1586年所制的塔钟，是萨克森选帝候克里斯迪昂一世之妻索菲献给其夫的礼物，是真正的王室收藏。此塔钟拥有8枚机芯以驱动其时间显示、星盘、具响闹功能的鸣响装置及年历功能，堪称当时最尖端的星相机械程式计算机。1707年由Johann　Michael　Haager制造的星时计不过巴掌大小，静静躺在展示柜中暗自生光。它以天上星宿的方位为指引，令人在夜间仍可得知时间。使用方法为把盘中央的孔洞对准北极星，再把旋转指针对齐大熊座的指向星，星时计显示的圆齿数量正是当时的时刻。
　　不难发现，1851年钟表大规模生产前，它们只是贵族的玩物。
　　各地“标准时间”之争
　　进入18、19世纪后，欧洲工业革命进展迅速，但时间测量还沿用中世纪的方法：以日晷等测量的太阳时作地方标准，各地的时间标准不同影响了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如一位当时的欧洲工程师Henry　Booth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坎特伯雷，剑桥……无数的城镇，各自有教区时钟，市场钟，每个都在宣示其独特的时间”。即使严格按照太阳时，各地与伦敦也有差异：牛津时间慢5分2秒，利兹慢6分10秒，康福斯慢11分5秒，巴罗则要慢12分54秒……中世纪的节奏还体现在地方时上。甚至工业革命初期，各地时间仍然没有统一标准，散漫随意的设置仍然普遍。
　　欧洲在铁轨和电报大规模建设的帮助下，交通与通信网密集的相连，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时间误差的容忍度越来越低。铁路公司开始强硬的要求经过的城镇，都修改为伦敦（格林威治）标准时。一些英国城市的居民为了交通和电报的方便，发起了“与伦敦时间一致”的请愿活动。社会的普遍要求下，虽然没有法律规定，英国大部分的市镇都调整为伦敦时间。
　　这种调整也改变着生活方式。“我准备就寝，却随时都想起火车时刻表，随时想着早晨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起床，这让我无法安稳睡觉”，著名的外科医生Dr　Forbes　Winslow在《柳叶刀》杂志写道。有趣的法国人想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火车站的时钟显示正常时间，但是火车运行的时刻则调慢五分钟，以便为法国人的懒惰留出余地。这种双轨制时间一直运行到1911年3月。
　　但是这些问题不能阻碍火车的发展，人们只有适应铁路前所未有的管控。这种管控直接反映在时间上，催生了近代的标准时间。最终在1883年，经美国提议，41个国家参加了华盛顿的国际经度会议，通过了格林威治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180°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格林威治天文台时间为标准时，称为GMT（Green-wich　Mean　Time，），建立全球时区的方案。
　　全球时区制在会议上虽然通过，但施行过程仍有阻碍。这些阻碍与政治因素、民族自尊心相关，总和英国不那么对付的法国，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1891年，法国人以巴黎为标准，将法国全境统一为一个时区。巴黎位于东经2°左右，其太阳时比格林威治早9分11秒。1911年3月，法国突然宣布将巴黎标准时向后拨9分11秒，仍称为巴黎标准时间，丝毫不提及已经完全对应的格林威治标准时。《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报道中说：“一些法国科学家曾提出，为了挽回政府的面子，应该选用海边与格林威治经度一致的城市，而不是巴黎，来作为标准时。”这次调整还改掉了火车站内站外五分钟的时差——就是前文提到的法国人为了应对迟到做出的创举。直到1940年，迫于其他欧洲各国已经几乎全部采用了格林威治标准时，法国人也只得抛弃了修改版的巴黎标准时，加入到东一时区，即使巴黎与东经15°的实际时差达到50分钟49秒之多。
　　总算二十世纪初的漩涡派艺术家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他的著作《时间和西方人》里提出，“时髦的脑子是拒绝时间束缚的脑子。”算是为法国人自圆其说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