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琦子
　　草原离城市或许有些遥远，但走进草原的人都会意识到草原退化之严重和草原保护之迫切。
　　而真实的数据也触目惊心。根据全国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发布的数据，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草原退化的面积一直在扩大：70年代退化草原占总面积的15%；90年代扩大到50%；2010年以后90%的草原都出现了退化，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内蒙、青海、新疆、甘肃、西藏、宁夏的六大草原。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退化草原占整个草原的面积是75%-95%。退化草场中，12%严重退化，30%中度退化，57%轻度退化。
　　与此同时，2005年全国 35%-45%的草原都出现超载放牧的现象，2010年有所改善，这一比例下降到30%，但60亿亩的广阔草原有18亿亩过牧，也是不小的问题。
　　草原退化造成草原生产力的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通过对全国20个重点草原省区的草原可持续利用状况变化分析结果表明，2005年中国可比性草原面积指数比1990年下降近40%，直到2007年开始，才出现扭转趋势。
　　草原退化之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草原的退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尹晓青认为，长期以来，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草原的生态造成负面影响。
　　影响草原退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降水。“有很多学者做过区域降水对草原生产力影响的研究，由于我国大部分草原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变化对草原植被的影响非常显著。”尹晓青说。
　　其次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尽管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多年，但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由于承包经营权不够明晰、落实不到位等，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一直存在，造成草原退化，这就典型的“公地的悲剧”。牧区人口增长、牲畜增长，导致了对草原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这是第三个因素。
　　草原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也对草原生态产生影响。历史上，很多水草肥美的草原都被开垦农耕了。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在调研中了解到，前些年，部分水土条件并不好的草原也被开荒了，开垦后，农田周边草地退化非常严重，甚至出现了沙化。与此同时，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集中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蚕食了大量草原，对草原的破坏是不可逆的。
　　在处理开发与保护中，由于草原管理不力的因素，造成对草原生态的负面影响，内蒙古草原上出现的一个个“天坑”就是最好的例证。
　　保护草原之惑
　　但是保护草原又面临着现实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现在保护草原的手段就是限制牧民放牧面积，那如何帮助牧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呢？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从2011年开始实施，涉及了主要草原省区，每年国家投资150亿元。根据政策，草原禁牧补助面积12.3亿亩，每亩补6元；草畜平衡奖励的草原面积26亿亩，每亩补助1.5元。这个补偿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对牧民在“减畜”中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调研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牧民认为目前的补贴标准太低，部分牧民还不满意。因为禁牧后，他们需要舍饲圈养，需要修建圈舍，需要花钱采购饲草料，生产性支出多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其实比以前是下降了。
　　如果要提高牧民的收入水平，一条容易想到的出路是将牧区劳动力转移到非牧产业中，但是实际执行中有很多具体的困难。“牧区劳动力转移出来是比较困难的，我在牧区调研中，牧民们提出，他们进入城市后，语言沟通有很大的障碍，而且牧民难以适应城市新环境，总是担心被骗，因为他们以往的生活环境非常单纯。所以我觉得不能为了减轻牲畜超载而强行将牧区人口迁移出去。调研中我也了解到，现在很多年轻的牧民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有一定的技能，自主选择在外就业，不愿意回牧区放牧；另外还有一些年轻夫妇为了照顾在城镇上学子女，也主动选择离开。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有个嘎查里，一半的牧户由于各种原因都在外谋生了。所以牧区人口迁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自然的搬离更容易被接受。”尹晓青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牧区工矿业开发对草原的影响。
　　中国的西部草原牧区也是能源丰富的地区。近年来，各地区都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大力发展煤炭、矿产、化工、风电等项目。在草原地区发展工矿业，能显著增加当地的GDP，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不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植被恢复的话，对草原造成的破坏将是不可逆的。“在西部一些草原牧区，工矿业开发对周边草原的破坏已经非常严重，包括配套修建的道路等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虽然有些企业也进行了局部复垦，但草原植被的景观已经被破坏了，”尹晓青介绍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和蒙古天然草原区也进行矿业开发，但政府对企业的环保要求远比我们的严格，对复垦的要求有特别详细的规定，所以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没有我们突出。可见，这是政府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说牧区为了保护草原就不能开矿，而是要考虑在开发中，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草原植被。”
　　生态经济之衡
　　那么牧区发展经济如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
　　在尹晓青看来，牧区首先要做的是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改变依赖天然草原放牧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而且在限制载畜量的前提下要提高产量。第二就是牧民收入要多元化，不能完全依赖畜牧生产。如在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目前大多是由外来的企业或个体商贩做了，牧民难以享受到这些相关产业带来的利益。虽然对单一的牧户来说这一块很难做，但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形式进行，这对牧民收入增加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要加强对牧民的技能培训。还有，在牧区发展非牧产业，逐步吸引牧民就业，摆脱对草原的依赖。
　　而在草原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要加大投入。“历史上国家对草原的欠债非常多，近年来已经有很大的改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增加了投资，但与对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我国的草原管理机构是设在农业部，在我看来，一直是强调草原的生产功能，而并没有考虑其生态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草原认识还不够。”尹晓青说。
　　另外，要进一步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盲目开垦、乱采乱挖、过度放牧的有效政策保障。落实和强化草原承包经营权，对于有效实施草原生态建设项目、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有近20%的可利用草原没有落实承包权。继续落实草原承包制，解决好承包工作中出现的权属不清、承包不规范等问题，还需要做大量工作。现在很多地方给牧民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产权明确后，牧民在草原的利用方面会更加理性，禁牧、围栏后的草场恢复效果比较好。
　　第三条是促进农区牧区联营，减轻对草原的压力。传统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牧区畜牧业系统已经变成开放的系统，牧区缺草的时候把牲畜转移到农区育肥，可以减轻牧区压力。据尹晓青介绍，通辽市肉牛产业发展中，通过农牧联营解决牧区饲草料不足的经验非常有意义。除了依靠市场机制外，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方式对于缓解草原过牧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管理。一定要严格按照确定的法规做事，不能说现在要开矿了，就不顾草原保护法，在保护区开矿，配套的措施一定要跟上。
　　技术进步对草原的保护也是必不可少的。实施禁牧、舍饲，同时又要保证肉的供应，有些地区甚至提出“减畜不减肉”的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后续安排有哪些措施？牲畜品种改良如何适应当地资源条件？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在天然草原区发展草产业，哪些地区适宜，多大面积合适，选择什么牧草品种合适，都需要提前进行科学论证。尹晓青认为，西部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区不能大面积发展人工种草产业，可能会对天然草场植被带来影响。人工种草在条件特别好的局部区域是可以的，如果广大的草原都开垦了种饲料，肯定有问题，草原生态的多样性就被破坏了。“要让草原恢复生产力，不是说种了优质牧草、增加植物覆盖度就可以了，草原生态的可持续性涉及草原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牧区发展草产业一定要做好科学规划和论证。”尹晓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