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宁
　　江西萍乡官场窝案仍在发酵，“教父”贺维林以及与他相关的这起窝案之成因，引人深思。
　　贺维林曾任萍乡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主席，官阶最高仅为正厅，但他却在这座湘赣边界小城的官场犹如“教父”。
　　贺维林“讲情义、肯帮忙”，他通过打招呼、递条子，为数百亲朋谋求升职和编制，门徒遍布萍乡官场，即便萍乡一二把手也要仰其鼻息。其弟借其权势纵横商界，投资身影频现煤矿、电磁、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旗下楼盘矗立黄金地段，获赠称号“贺半城”。
　　然而，随着萍乡市常务副市长孙家群，后者那句“如果我倒了，萍乡官场会倒一大片”果真应验，原萍乡市委书记陈安众、萍乡政协主席晏德文和萍乡市委秘书长张学民相继落马。在这个小圈子中一度充当话事人的贺维林，自然无法幸免。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人情社会。政治领域也受此影响，首先讲究血缘关系，其次讲究地缘关系，贯穿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的则是人情法则。表面上，一个小圈子之内都是自己人，亲朋同乡难免人情来往，实则多有利益输送隐含其中。
　　换句话说，这种人情往来导致的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模糊，个人和官员通过私人领域的人情，谋取官员手握的公共领域利益。久而久之，被人情往来粉饰的腐败行为便成为一种习惯。一旦盖子揭开，常常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官场窝案。之前的湖南郴州官场窝案和广东茂名官场窝案，都与此类似。
　　这其中，最显性的问题便是买官卖官。从中央巡视组近日反馈的情况来看，河南等地均被发现存在这种问题，其中河南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
　　这种由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主导公共资源配置的痼疾若得不到根治，不仅会削弱法治权威，更可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危及改革进程。
　　因此，习近平曾对此强调，对那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人，决不重用；对那些“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人，要坚决清理，确保干干净净干事在党内蔚然成风，确保干干净净干事的人成为干部队伍主流。
　　但是如何根治？实行多年的省市一二把手异地任职曾被寄予厚望。然而，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诸如陈安众之流虽远离家乡任职，其身边仍萦绕着一批伺机食利的湖南商人。而陈安众本人为巩固势力，亦选择与贺维林等人达成攻守同盟。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认为，保持十八大以来泰山压顶般的反腐势头非常必要，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措施同样不可或缺。
　　首先，基层纪委亟需扩权。应解决目前中央及省级纪委监督权威较大而基层纪委相对羸弱的问题，使得市、县纪委不再受制于同级党委，不仅可查办下级案件，在面对同级机关、甚至党委政府一把手违法违纪时，也能该出手时就出手。
　　第二，进一步严格公考制度。萝卜招聘只是常规路数，在某些基层权力机关，个别官员为子女亲朋解决编制，违规通过公考甚至无须考试就被录用的现象依旧存在。切断这一非法路径，方可杜绝权力世袭。
　　第三，舆论监督不能缺位。官员落马前，新闻媒体多静默不语，但等官员成了死老虎，各类“扒粪”新闻却如江河决堤。打老虎不该成为纪委特权，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监督也应被允许走出体制牢笼，通过规范有力的事前监督，敦促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让法治大于人治、法理独立于人情，方能逐步打扫官场“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