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整合社会异质性结构的阶段。我们所说的整合，决非是强制同化、混淆群己，而是希望寻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一个促进合作而不是对立的地带。在这个地带，社会利益各方争取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
　　　　那些忠实的读者可能还记得，2002年，我们的年终特刊主题就是《转型力量》。我们以自己的视角，报道了身处转型中的几十位中国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创造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显然有助于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良好的外部环境，灵活的经济政策，追求财富的国民心态，也使我们产生了巨大的信心。我们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200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加速的一年，也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而2003年将会更加乐观。
　　那一次年终特刊的前言，题为《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在谈到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引述了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一个说法——— “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在于对人的信任”。我们在前言里提出，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当时我们相信，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步时，社会变迁必将不可避免。我们相信，各种推进转型力量的加大，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则有助于促进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全社会对伦理与制度的信任，从而导向一种 “负责任的现代化”。
　　但是，4年之后，当我们回望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历程，其眼花缭乱的程度已使我们猝不及防。4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综合国力大为提高，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悖论”——— 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贫穷与豪富，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义务教育与失学大军，等等。对改革成败的评估，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也出现了不曾有过的分歧与论争。某些领域蕴涵着一种化解不开的情绪，2002年里那种对富人群体的盲目崇拜，正在演变成一种对企业家的偏见甚至是仇视。而我们曾经报道过的那些转型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多数人在坚持着走下去，但也有人在转型中迷失、止步、彷徨，有一些人被彻底甩了出来，有一些人则干脆走到了转型的反面。裂痕显而易见，牢骚随处可闻。
　　尽管我们曾经表示，转型将是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的历程，尽管我们也知道，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市场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但当一切变得如此不可预料，以至使我们当初的看法显得有些轻率与武断，我们难免会有惶惑之感。当然，我们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原谅自己，将这一切归结为深层次矛盾的集中显现，然后告诉我们的读者，建设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不仅是一项重大现实课题，更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任何人的思维都有其局限性，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琐碎与纷乱，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无法给出一个让所有人接受的答案。过于迫近现实的所谓近距离观察，过早过快得出的结论，其结果往往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 年终特刊嘛，无非是将过去一年中的人或事重新收集一下进行二次批发，其最大的功能是将记忆截断，你、我、他都无须为自己的承诺或誓言负责，可以轻松地进入下一年的新生活。
　　不过，我们并不想轻易地推翻我们昨天的信念。我们仍然认为，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本应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不是走向信任危机。我们依然坚信，只有“负责任的现代化”，才能帮助中国的经济社会实现彻底的转型，进入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繁荣的时代。而究竟该如何建设“负责任的现代化”，这也并非“天问”，并非无解，其主动权，其实就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里。
　　这一年，作家余华在哥本哈根发现，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印着易卜生的头像。他想起20多年前就牢记在心的易卜生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他对我们说，他经历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叙述的两个时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的弊病？因为我也有一份。”
　　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人人都有一份责任。而要化解问题，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合作式的行动是惟一的选择。
　　我们决定接续我们的传统，寻找、报道那些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当中有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作家、电影导演、政府官员，与2002年有所不同的是，2006年，我们增加了一些来自民间力量的代表性人物。我们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共同力量。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图解为市场意志、民众意志与官僚意志的较量。我们不能再把利益的分化简单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动力。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个人等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是社会转型的参与者、治理者，任何一方都有享受社会转型成果的权利。
　　当然，我们所报道的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属于所谓“精英”的行列。因为我们从来就不认为“精英”是公众利益的对立面。是的，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信仰者，是中国改革的引导者和受益者，也是我们试图为之服务的读者，但正如张维迎所说，什么是“精英”？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他们应该是“负责任的现代化”的主要建设力量，应该成为社会的楷模，而不应成为社会嘲讽的对象。至于那些腐化堕落者，从来就不能属于“精英”行列。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整合社会异质性结构的阶段。我们所说的整合，决非是强制同化、混淆群己，而是希望寻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一个促进合作而不是对立的地带。在这个地带，社会利益各方争取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在这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融合、转化来解决，谁也不会被吃掉，谁也不会被清算。这个中间地带越大，两极地带就会越小，社会就会越稳定、越和谐。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转型中，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争取——— 包括个人利益的争取——— 实际上往往诉诸权力层面，多是想占据对方的权益地带。这种诉求并不能创导出一个公民社会。诉诸权力，会中断社会的联结，使社会愈加分化，而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势必重新自动导向新的权力垄断。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沿着理解与合作的道路改变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使权力的垄断变成不可能。我们相信，真正的人类利益，是建立在妥协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的。妥协的前提，是对其他各方的理解与信任。理解与信任的前提，则是大家能够各负其责。在这里，履行责任与享受自由应成正比。
　　因此，我们希望“精英”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政府改革，建立起保护弱者的生态系统、保护社会交流的有效机制，为民营企业的成长、为中产阶层的发育创造条件。对于官员而言，讲责任心，就要讲责任制，就要讲问责制，但我们认为，他们更应该是一些有特殊信念和道德勇气的人，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推动改革创造历史功勋。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来就是伟大的政治家敢于担当的结果。而企业家们，尽管面临着一个对新兴财富并不十分信任的社会环境，但他们不能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不过，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履行合约，兑现他们对工人、对银行、对股东、对消费者的承诺，力所能及地扶危济困，如保育钧所说，那些置身边困难群众于不顾、跑到老远的地方去种树或捐款的人，不能说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我们向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致敬。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缺少负责的态度，不缺少“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言”一直是“士”的存在方式。我们反对犬儒主义。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必要时拍案而起的愤怒，但我们建议，在掷投枪的本领之外，学会更加建设性的表达技巧。如果各方主体只受自身意愿的驱使，就会随时制造出新的对立面。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先进入到“中间地带”的人，他们不会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并永远抚摸那些创痛的记忆，他们最应该知道如何在多元的、宽容的基础上争取广大公民的权益，从而建立起新的和谐秩序。
　　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相比上述严肃话题，那些带来大众狂欢的网络红人、娱乐明星更加吊人胃口，他们抢走了众多大众传媒的视线。我们乐于见到这种多元的民间文化表达，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将怀抱着一个简单而顽强的信念，在今后的每个岁末年初，寻找、发现、报道他们——— 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力量”。我们的责任还在于告诉我们的读者——— “和谐”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目标；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真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手边的一举一动。
　　欢迎进入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