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今年78岁。这个年龄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里面，不算小，也不算大。他上面那一代的老经济学家杜润生、于光远都超过90岁了，虽是大音稀声，但也都老骥伏枥，做着别人无法替代的还原历史的工作。二人对近几年经济学界刮起的阵阵“旋风”颇有些不屑。
与高尚全同辈的经济学家中仍在世的，童大林今年88岁，马洪87岁，这两位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社会活动、学术活动都已淡出。稍小一点儿的刘国光83岁，黄达82岁，王珏81岁，杨启先80岁，吴敬琏、厉以宁同庚，都是77岁。
高尚全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外国教会学校，是旧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个已经消失的大学与中国许多不同凡响的名字联在一起。荣毅仁、邹韬奋、宋子文、刘鸿生、周诒春、顾维钧、林语堂、丁光训、范敬宜、董乐山都从这里走出来。
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这种研究必须务实，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经济部门工作，高洞悉到计划体制的严重弊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开始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僵硬的计划经济。50多年来，高尚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刘国光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新中国成立后，刘国光又被派到莫斯科经济学院专攻国民计划经济学，此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0年代初虽有一段短暂的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经历，但他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在社科院工作。
2005年以来，刘国光发表了一系列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文章，他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市场解决不了经济总量平衡问题。这个观点不仅与理论界有关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共识截然相反，而且也与刘本人198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自相矛盾。恰好就在2005年，刘国光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个奖项实际是奖励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高尚全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自然，刘国光的言论令高大出意外。
细究起来，刘和高还算是同乡。刘的老家南京，高出生在嘉定，而嘉定历史上属于江苏的一个县，直到1958年才划归上海。在这场不可避免的碰撞中，高尚全始终处于守势。在他2005年10月发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国改革》一文之后，几乎成了网络世界的众矢之的。高温文尔雅，有绅士风度。近80岁的高龄，在网络上背负那么多骂名，他当初做梦也想不到。
如果要说势均力敌的争论，倒是发生在刘国光和刘吉之间。“二刘”同为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但现在观点对立。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双方的用语都动了肝火。刘国光说要“清理经济学教学科研的领导队伍”、“试看今日域内，究竟谁家天下？”，而刘吉反击说，“有的人一辈子就知道打棍子”。
当有人批评主流经济学家祸国殃民的时候，殊不知，主流经济学阵营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改革的旗子能举多高？
高尚全担任着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是继童大林、安志文之后的第三任体改研究会会长，已连任两届，同时他还是国内最大的民间智囊机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个职务应当极具挑战性，作为一位老人，他也算是超龄、超负荷工作了。
网上有人称，“高尚全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家中拥有最丰厚政治资源的人”。此话有些夸大。体改研究会有30个编制，享受全额财政拨款，1983年成立时，它是部级单位。但在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前身为国家体改委)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合并，将体改研究会一并划归国家发改委领导。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意味着改革力量的边缘化。这并非说发改委领导不重视改革。其实，合并后的发改委主任马凯也曾做过体改委副主任，他自己也常说“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但发改委以发展为主体，这却是明摆着的。有人认为，“发展”是实的，而“改革”就有点虚。
体改办撤并，是不是改革已经结束？国际上，改革还有一个通用说法叫“转轨”。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下一步只是“完善”的问题，那么“转轨”的任务是不是已基本完成？新一届领导对改革怎么看？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其时，还真让人琢磨不透。
这里还有一个制度安排上的尴尬。人们记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是国家计委。改革，改什么？就是改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大本营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把体改办合并到自己原先的改革对象那里，体改工作不可能不受制掣，而作为体改喉舌和智囊机构的体改研究会就更难大展拳脚，有所作为。加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对经济以外的改革又不便多说，因此，体改研究会的“研究”，上有玻璃顶，前有玻璃门。处在这个体制中的人，前虞跋胡，后恐?尾，动辄得咎，便是预料中事。
有人以讽刺的口吻给高尚全冠以“精英代言人”和“改革旗手”称号。作为体改研究会会长，在这样的体制下，纵使他想做改革旗手，这个旗子能不能举得起来？举得起来又能举多高？◆下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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