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岁初，《财经》杂志上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当前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人们很快联想到十五年前，成为改革开放舆论先锋的、同样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很多人猜测这篇文章背后大有来头。这次《改革不可动摇》的作者，正是上次“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周瑞金。然而，这篇一出炉就被复杂化、多元化、情绪化解读的文章背后，并没有后台、没有授意、没有错综繁复的政治关系。周瑞金说，这不过是一个老报人的职业习惯，几十年练就了一支笔，有看法，有思考，就应该说话。
“我写文章老挨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敏锐地意识到，只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在小年夜，他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议，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谈起，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四篇文章 《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开拓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思想。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署名“皇甫平”的这四篇文章依次在《解放日报》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相互呼应，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被视为推进改革开放的舆论先导。当时有文章评述，“皇甫平文章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
这一组文章迅速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猜测“皇甫平”到底是什么来头。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摸底，调查“发表背景”。还有一些人甚至公开发起对“皇甫平”猛烈的批判。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北京悄悄流行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观察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天，邓小平“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十五年后的2006年，又是这个“皇甫平”出来说话了，但是这次，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把他“猛攻”了一通。有人说他是“为改革既得利益者张目”，也有人说他是“资本权贵的同伙”，周瑞金哭笑不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看懂我文章的真正意思。”
三起三落的人生
许多评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在周瑞金的内心深处，这个名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皇”按照他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而“甫”字，不念“浦”，而读做“辅”。选“甫”字，取“辅佐”之意——— 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而“皇甫”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文章憎命达”，撰文者因文惹祸，在老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1年，周瑞金已经接到中央调令，赴香港《大公报》任社长。“当时已经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解放日报》的工作也交接了，欢送会也开过了。生活必需品都置办完毕了”。突然，中央组织部一个电话通知，终止他赴港。原因，就是“皇甫平”文章。
告别了“上家”，却没有了“下家”，周瑞金突然成了一个挂在半空中的人。
那年“七一”《解放日报》举办书画展，老周写了个大字条幅参加：“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报社相投的同事悄悄对他说，“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跟他希望能够著文“辅佐”的邓小平一样，周瑞金一生也是三起三落。
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瑞金，作为少数留在上海工作的佼佼者分配在《解放日报》工作。文革开始，因为不愿意批判报社里对他很好的老领导、老同志，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修正主义苗子”，批判火力很猛，当时27岁的周瑞金，连吃饭都不敢去食堂。“每天中午独自一人到汉口路南京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现在我能喝一点酒，就是那个年代在那个店里学会的。”在回家探亲的轮船上，他忧心自己第二年还能不能回温州老家，因为身边已经有两位好友相继入狱了。这是第一次起落。
浩劫过去，1983年，周瑞金再次成为“培养对象”，常务副总编一职提拔在即。
“在文革里面，难免要按中央指示写一些评论文章，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受命写过‘批邓’的文章。后来填履历表，我主动如实填了这一段，我想，不管时代的大环境怎么样，毕竟文章是我写的，我个人也应该承担这个错误。没想到就因为这个，我被刷了下来。”这算是第二次起落。
后来在上海任领导职位的朱基了解了这一段渊源，评价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第三次起落，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了。好在风向转得及时，在《解放日报》悬置了一段时间以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这位退而不休的老新闻人，始终没有停止他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他念兹在兹的改革问题。
他耿直方正，却没什么火气，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座右铭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退下来的周瑞金，已是“野鹤闲云”。（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经济观察报：《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出来以后，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传闻，这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
周瑞金：没有想到会如此热烈。其实猜测主要来自海外媒体，这跟15年前的情况相似。这些猜测大多是没有根据的，这两次文章都是我自己思考观察的结果，没有什么授意、授权在背后。
经济观察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历史又重演了一次？当然，这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
周瑞金：不错，目前确实面临改革的一个拐点。这跟15年前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在《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讲到：今昔是何年？今年是文革结束30周年，是皇甫平呼唤改革开放文章发表的15周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15年前，面临国内外政治风波。当时有人把反和平演变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对改革开放。当时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争。皇甫平文章出来以后，当时一些主流媒体参与批判，引起广大民众不安：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年月去了？这一来，当时广大干部和民众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认为吹来了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
15年后，同样署名的文章出来，主流媒体没有批判，相反，广大民间的声音把我批了一通（笑）。因为改革进行到今天，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更多的是关系到民生的问题，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看病贵、上学难、住房贵、就业难，这些问题汇合在一起，再看到有的人暴富，贫富差距拉大，心理不平衡。网上不少人骂我代表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同情心……其实这是不对的，我整篇文章中谈到，推进改革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加社会公共品供给，这有利于广大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他们没有看懂，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
经济观察报：面对这些骂声，您有没有出面反击？
周瑞金：（笑）没有，没有必要。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供给上的短缺和低效。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价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环境保护、民主参与，等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我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要是“私人品”供给不足，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这个 “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从3亿人不得温饱降到3000万，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这样，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了，转到社会公共品供给短缺上来了。而我们政府的职能没有及时转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搞基建、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等等，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而对于老百姓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问题的解决就重视不够了。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提供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成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不要再搞到“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去。
经济观察报：您在文章中写道，“改革诸多问题的矛盾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您的言下之意是否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周瑞金：你说得很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市场主导型的。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改革还存在很大缺陷，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必备的一套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有那么多的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
经济观察报：网上对您这篇文章的争论焦点，主要还集中在讨论改革是否失败。有一个网民这样评论，“（改革）老百姓骂，左派也骂，右派也骂，只有既得利益者不骂，这就是改革失败的明证。”您对这种说法如何评价？
周瑞金：我看不能说改革失败了。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该在进一步改革中解决。大家有意见，骂一骂，发泄一下，可以理解。但如果改革停下来，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去，我看大家会骂得更厉害！
经济观察报：您反对否定改革，但是否定改革的人也分两种，一种人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另一种人是因为目前社会现状而否定改革的成果，这是否应该区别看待？
周瑞金：当然。走上市场化的改革之路以后，只有往前走，没有回头路（笑）。现在市场化的成分越来越大了，民营企业在GDP里面占了一半以上了，你再“公私合营”？再搞一次“合作化运动”？不可能了嘛！你只有按照正确的市场化方向前进，把改革深化下去才对。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目前否定改革成绩的主要是哪些人？
周瑞金：很难讲，网上发表意见的以愤青为主，年纪比较轻，没有经历过改革的全过程，没有前后对比，只看到当下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弱势群体，他们有实际的生活困难，中国社会向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以上两种是民间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左”的力量，政治上所谓的“正统”，现在还经常上“万言书”的，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学界。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了行政管理体制层面，就可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会遇到阻碍。
经济观察报：这中间有一个难点，您刚才讲过，改革要继续往下走，必须要政治体制改革。但问题在于，许多既得利益者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些就是政府中的成员，他不会轻易去削弱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出路何在？
周瑞金：对！下一步真的是很难的。我觉得一定要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法律，用法制的力量强制执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诸项改革之首，我认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蒯乐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