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2版
　　但我通过多方“钻营”还是大有所获。这些收获不但把我在基层了解到的有关土地改革运动中“关中无地主”的说法实证化了，而且通过发现的明清地籍、税籍和方志资料证明了传统时代关中地区地权分散、租佃制不发达、自给自足背景下的“雇佣制”比租佃制更活跃、宗族组织不活跃而官府的基层控制较强、专制国家与“编户齐民”间缺少中介性的小共同体自治机制、传统小农缺乏“小资产阶级”性质而直接依附于传统权势，形成浓厚的权力经济氛围。而这一切并非只见于近代，至少明清已然。(我当时已隐约感到这些特征与秦统一时发达于关中的法家大共同体本位传统有关，但尚无把握。)后来我依据这些资料形成了 “无地主而有封建”的“关中模式”理论。
　　这一时期我花在中、西“古典”时代即战国秦汉与希腊罗马的比较研究中的工夫很大。1986年我开设了《古代社会形态学》课程并以中、西古典经济比较为主线写了20万字的教材(打印稿)，同时采用从微观入手的方式，开始发表《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西汉五铢钱流通数额问题》、《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论古典借贷关系》、《关于古典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汉金新论》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受过去“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尤其受“魏晋封建论”的影响，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是：我已把关注点从“生产关系”转向了资源配置方式，从“奴隶制、租佃制、雇佣制”的“阶段论”转向了古典商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或习俗—命令经济及近代市场经济的机制辨析。
　　我对古典经济的研究有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不为“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所限，也没有追随当代西方流行的“原始主义”古典学，但我对“现代主义”的古典经济范式也有不满。长文《汉金新论》在对汉代与罗马黄金(金币)流通的分析中肯定了贵金属通货与古典商品经济的关系，但批评了套用现代概念认为那时存在着“金本位制”的说法，指出本位币与法偿制度在当时的经济机制下不能存在，汉金在魏晋、罗马金币在中世纪初期的“消失”也与格雷襄定律无关。不过相对而言，我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仍大于其他各派古典研究，这与我作为“社会人”持有的“现代化情结”不无关系。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工作在推翻陈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论(但又不走向那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文化类型史观)方面是有意义的，许多具体考证与分析也能成立。但我对专制国家、尤其是以秦代法家理论为指南的极权国家的经济干预有所忽视。在这种干预下，汉代与其说像罗马，不如说更类似于拜占廷专制帝国(今天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也成型于拜占廷)。秦汉的 “非宗法化”不是公民个人权利消解了家族权利，而是专制国家权力压垮了家族权利，当然就更压制了个人权利。这与拜占廷专制皇权对罗马父权制家族的解构是类似的，由此形成的拜占廷罗马法虽然消除了罗马时代、尤其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宗法色彩而显得十分“现代”化，但拜占廷社会反而比罗马社会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而向东方帝国发展。秦汉的非宗法化、非村社化体现的同样也是专制帝国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进程，它与以公民社会为方向的宗法解体、村社解体进程是相反的。这些新认识构成了我后来的 “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论。但这是后话了。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作为学者，要说不想在专业上“出人头地”那是假话。但应当说我的治学方法对“专业前途”似不有利。这也是习性使然。我早年失学，自学的动力全在于“兴趣”，而“兴趣”又来源于“问题”。学问学问，学以解“问”。没有“问题”死背“知识”未免太没意思了。解“问题”是有趣的，背“知识”则可能是有用的。但在当时环境下“知识”之用不知何在，追索问题便成了主要动机。而一追索起来，往往是甲问题套着乙问题，乙又套着丙问题……这么一“追”往往就不知“专业”界限何在了。
　　说起来我的不少学识都是这样来的。例如我没在中学学过数学，后来在乡下对解方程来了兴趣，因而只学代数。但因摆弄小水电要看电学，结果被功率因素、正弦波、相位这些概念难住了，才去掉过头来学三角，又由此迷上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我的数学知识就这样七颠八倒地学了若干。又如我在乡下一度对中草药着迷。但草药书看了若干，却引发了对植物分类的兴趣。到后来那些药材的性、味、主治大都忘了，却对当地的草草木木几乎都能说得上来其纲、目、科、属及彼此间的亲缘谱系。
　　后来吃上了社会科学这碗饭，跟着“问题”走的恶习仍然未改。所不同者，关注社会的“问题”少不了在纯粹求智之外带点儿“正义感”或曰人文关怀，而这又必然带出“主义”。既想谋道，又想谋智，既想当“刺猬”，又想当“狐狸”，于是便徘徊于“问题”与“主义”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
　　我的研究难改“有感而发，有据而论”之习惯。有感而发，则文以载道，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则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自觉是个价值取向强烈的人，价值“偏见”是否会影响客观观察呢？不敢说绝不会，但起码应做到不去故意歪曲事实。
　　我往往在追索中从一个问题进入另一个问题，这就难免逾专业之界。我当然不可能对许多专业都有发言资格，但我希望在我关心的具体“问题”上不讲外行话。例如，我不是美国史专家，但我关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一问题提出以来至今的讨论经过及各家的得失有认真的了解，这我自觉能做到。
　　我治学20多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主要苦恼于学科的危机，想的是在农民战争——— 土地制度史萧条的情况下农民史研究向何处去？而在此之后，我则苦恼于另一种危机，想的是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农民中国向何处去，我自己又向何处去。
　　于是在人们由“主义”转向“问题”之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主义”了。如今中国似乎又迎来了一个讲“主义”的时代，而且比1980年代更进一步，不需借谈“文化”来讲了。如今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都可以研讨了，这令人感到振奋。
　　但在“主义热”兴起之际，我却又想回到“问题”了!
　　“主义”具有自洽的逻辑完美性，可供把玩。但“主义”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供把玩，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是想用它来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古代或西方的问题。“主义”中包含着普世性的价值，每个“主义者”都应当弘扬这些普世价值。但“主义”的具体文本往往是针对特定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建构的。自由主义者把公民个人权利当作普世价值，但威胁此种权利的“问题”却各有不同。因此弘扬普世价值时恐怕要慎言普世问题，还是那句话，“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