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与你以前的电影相比，《三峡好人》的剧情性明显增强了。
　　贾樟柯：因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不同了，以前电影主要讲的是人在时间里的无奈，现在强调的是人在时间里的主动性，背后叙事的动力和时间的节奏感觉，都发生了变化。我接下来的两个电影 《刺青时代》和 《双雄会》，戏剧性可能会更强，一个是75年，一个是49年，《刺青时代》我想拍出苏童小说里那种无边黑暗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从无奈到主动，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贾樟柯：我一直不愿意我电影中的人物超出他们生活的限制，比如说小武，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让小武去反抗，但作为个体来说，怎么样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从《小武》、《站台》，一直到《世界》，我所看到的中国人形象，都生活在一个既成的事实之中，遭遇很多不公平、不公正，人很无奈、被动，大家包括我自身都在命运席卷之下随波逐流。
　　但是到了三峡之后，你会发现，中国激烈的变化浓缩于三峡，短短两年，拆了两千多年的城市，有100万的人口移民到全国。在那样的压力困境里，他们都非常主动，逐渐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满街的摩托，很有可能我们一伸手就会停下来，本来他要去办事，这样就变成摩的，去挣两块钱三块钱，这些东西有主动性，既然生活需要我迈出去，我就迈出去，可能是生活改变了我的电影吧。
　　在三峡人，特别是在底层人民身上，我真的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人的行动力，一种个人意识的回归。可能外在的大环境无法改变，命运是无法去改变它的，制度、体制也无法改变，但是在私人领域有一种自我意识，通过一个决定给自己一个自由，通过一个决定给自己一个尊严。在个人感情世界里面去把握住自己的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尊严。
　　经济观察报：你很注意生活场景的细节。
　　贾樟柯：比如说那些街道，那些小卖部，那些场景，它都是人活动的场景，里面有人的信息，有人生活的痕迹。人物生活的环境应该是可信的。
　　经济观察报：《三峡好人》里多了超现实的东西，一个建筑突然飞走了，这是你的电影里从来没有过的。
　　贾樟柯：那也是现实给我的感受，在三峡那个地方游荡，你觉得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会觉得走路时突然对面会站两个外星人，这样的紧张都有可能。因为它的风、云、雾、雾中的风景，都有种神秘感。
　　人都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到哪儿去，都身份不明，他们在摄影机前面走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特。
　　经济观察报：你在《东》里几次拍到刘小东在车上、在船上睡着的情景，让人感觉这人变陌生了。
　　贾樟柯：我就特别喜欢在熟悉的地方拍出陌生的感觉来。这是拍摄的一个乐趣，因为你发现了另外一种状态。我特别能感觉到人们的一种疲劳的感觉。每个人都是沉默的人，劳动结束以后，人就不爱说话，沉默不语，关注自己的身体。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什么样的心态最重要？
　　贾樟柯：除了工作之外，自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并不是有多少不自由，或者说你被限制什么的，而是说你要有心灵上的开放。比如说我们认识事情，可能一直在电影中，你觉得电影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都跟你有关系，你应该去关心和关注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保持自由的心态，电影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经济观察报：那你平时还关注哪些问题？
　　贾樟柯：比如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社会的情况，这都是很自然地去关心的。比如政治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任何一种电影都是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你不可能回避政治生活，回避国家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比较突出的。当然每个时代都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差的时代，但是就这个时代来说，在短期内，那样强烈地迸发出一种不和谐，我相信这是特殊情况。还比如1927年、1928年，一个处于革命的时代，各种思潮在一起，那么惨烈，还有屠杀，也是一个突出的时代。现在则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正剧烈改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拍电影给你自己带来什么改变没有？
　　贾樟柯：我觉得改变还是挺大的吧，它会让人变得自觉，一开始你是简单的愤怒，简单的情绪，逐渐你会观察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