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大山子艺术节，我们不做了。”
　　在大山子国际艺术节连续举办了三届之后，艺术节的总策划黄锐在2007年2月抛出的是一个新的计划——— “GBD北花园艺术特区第一期建筑设计邀请赛”，作为思想手公司的艺术总监，他参与了博洛尼家居对高碑店北花园文化创意区的规划。高碑店位于北京城东，在这个新的计划中，博洛尼家居对于北花园地区有备而来的改建和开发模式，将使这里成为一个“创意文化消费区”，这个区域的起步将与四五年来798混生膨胀的自发生长过程截然不同。
　　黄锐，798最活跃的活动策动者，现在主动选择了在798之外开始新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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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星画会的组织者之一，给《今天》杂志做过美术编辑的过来人，1984年移居日本，在90年代以来很长时间都无法正常的往返于他的旅居国日本和祖国中国。直到2002年，他鬼使神差一般发现了这片厂房。
　　“何晓明带我进来的时候里面特别黑，当时是早春时候，晚上六点，有一点微光从很脏的窗户里透出来，那个地方全都是土，有几个旧机器。看到这里的厂房以后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进入这个空间，毫无选择。”
　　这个“毫无选择”的潜台词是，发现这个地方让他“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他开始忙碌，青年时代对活动的热情经过在日本的长期压抑重新又释放出来。他介绍了最早进入798的国际画廊东京艺术工程到这里，他和徐勇等人一起在2003年4月组织了“再造798”的大型展览，由2004年开始举办的大山子艺术节，也是由他发起。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798的媒体报道中，黄锐几乎成为了艺术区的发言人———
　　“让798存在并发展下去，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星期日新闻晨报》2004年2月22日，《生活在798，很酷》）；
　　“我们需要交流而不是传达”（《新京报》，2006年3月9日，《黄锐代言艺术区表态，希望能配合政府共建创意产业园区》）；
　　“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六期，《北京798，从军工厂到艺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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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一个积极寻找发声渠道的活动家，一直处于尴尬的沉默状态的七星集团，几乎是毫无准备地卷入到了与艺术家的对立中。
　　2000年12月，原700厂、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等六家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关村电子城对718大院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造，七星集团部分产业迁出大院，为了利用空置厂房的资源，七星集团将部分空置厂房进行了短期出租。七星集团在2002年开始陆续和租户签订合约时，已经做好了这片区域将在2005年改建成中关村电子城的准备。大量的退休员工和老化的机器设备，让七星集团希望脱离旧的工业空间，搭上新的产业快车。
　　而在这个“产业调整期”中，忽然跳上急行列车的乘客却改变了列车运行的方向。
　　翻开2004年关于798和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的媒体报道，基本都是来自黄锐、李象群、徐勇等艺术家和租户的声音，这些刚刚进入798不久的艺术家以发展当代艺术和保护工业建筑的名义，呼吁保留798。而这个时候，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片区域的所有者扮演的是隐身人的角色，他们以沉默拒绝了媒体的采访。
　　而另一边，黄锐们已经找到了如何保留798的方式——— “就是不断地找一些媒体卖点让公众注意这个798艺术区”。
　　而面对媒体的态度的积极和被动，使当时关于798的所有声音都倒向了艺术家一边。几年之后，洪晃说，媒体都在报道艺术家做什么，有没有人听听厂方的声音？这些一辈子都在和机器打交道在国营单位工作的人，面对这样的变化，有没有人关心他们是怎么想的？采访了多次艺术节活动的《新京报》记者周文翰也认为，最初的报道由于七星集团的缺席，显然是“失衡”的。
　　从前工业社会突然跃入到后现代状态，七星集团面对积极运动的艺术家，最初的强硬态度几乎是不知怎样对话的失语。
　　事情并没有因为厂方的失语和强硬的沉默而改变，从2003年开始，《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都对798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而北京本地新创刊的《新京报》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798通过艺术节的渠道，逐渐成为新的城市符号为人所知，成为北京积极定位的“国际化”身份的新标签，而急于发现“新北京”的海外媒体，则让798的名字在欧美的艺术圈里也有了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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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到了某些废弃的城市空间，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让旧的工业空间变得“酷”起来，转而成为新的时髦，更多的人被这种时髦吸引，继而抬升了房价，艺术家们则因为房价的提升和日渐商业化的环境而离开这样的空间，转去发现新的地区，这样城市空间再生的模式，在纽约SoHo被应验过，现在正在被伦敦东区Hoxton一带的变化所印证，在城市逐渐都市化的工程中，过去的工业产品生产地现在成为了创意、艺术作品的栖息地，在西方，空间功能的转变基本由商业环节的流动自然变化，不同的是，在北京，推动这个变化并非只有商业力量。
　　北京798艺术区所在的地方，是“一五”期间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1952年，联合厂在京郊毫无工业基础的酒仙桥地区筹建，1954年开始土建施工，1957年10月宣布开工生产。这个国营大厂，曾经见证过了集体主义时代的乌托邦梦想。直到八十年代，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工人身份，依然是几十年以来各代年轻人最值得炫耀的身份归属。当这些当年的时代标兵突然面对变形的领袖头像和人体赤裸的观念艺术摄影作品时，他们感受到的已经不是与那些“成功艺术家”们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当年曾经歌颂和赞美的，现在成为了反讽和调侃的，而雄心勃勃的“再造798”则挑战了五十年以来他们对这片区域既定的所有权话语。他们所握有的所有权，成为了他们与这些不期而至的乘客们谈判的砝码。
　　“为保证718大院院内园区安全及生产活动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七星集团物业管理中心敬告广大租户，所谓‘大山子艺术节’在未获得政府批准的《举办大型社会活动治安登记证》及其他相应批准之前，个别人如强行举办，七星集团物业管理中心将依照政府相关法令及物业管理中心的管理规定，坚决制止此次活动的举办。届时，将对院内人员、车辆、环境进行临时性管制，制止非院内人员及车辆随便进入园区，望广大租户给以理解和支持。”（《告全体租户的一封公开信》，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4月20日）。这是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开幕前三天，七星集团在厂区张贴的一封公开信。
　　在大山子艺术节的报批不能立即完成，艺术节临时决定将预先安排的展览活动改为各个艺术机构自行举办，“第一届北京大山子国际艺术节”改做 “2004大山子艺术区艺术展示活动”，艺术节的中文名称变成了展示活动，英文依然保留了“DashanziInter－nationalArtFestival”的名称，在两套话语的暧昧运行空间里，艺术节一方面向朝阳区政府寻求帮助，一方面在2004年4月23日发出的一封名为《关于七星集团突然措施的几点担忧》的公开信中，针锋相对，“艺术区活动广为全世界主流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与普通民众所知并关注，由此突然措施带来的国际影响是否一概由七星集团承担？”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中，朝阳区政府的态度是温和的，酒仙桥派出所组织了一支保安接管了艺术节活动期间的治安管理。
　　2004年4月24日下午5点30分，东京艺术工程内，在水泥封闭的木箱中禁锢了24小时的何云昌从封闭的空间中跳出，艺术家的行为艺术表演几乎是艺术节紧张气氛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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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僵持持续了一两年，其间，厂方甚至一度冻结了向外继续出租空间，这疾驶而行的列车奔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太多人的预期。
　　在黄锐以“思想手公司”的名义接连策划大山子艺术节时，周文翰也在发问，“由一个公司来操作这个艺术节，不知道未来发展如何？有没有可能由一个机构来主持这样的艺术节，而不是由个人或者公司来操作？”
　　变化的速度已经容不下这样的疑问，经历过这样那样的运动和变化的黄锐是不会去等待的，他依然像一个老战士一样冲向风车。
　　列车改道的方向上，主路上忽然亮起了绿灯。就连尴尬面对方向改变的驾驶者也迅速适应了方向的改变。2005年12月14日，在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闭幕式上，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了 “北京市第一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授牌仪式。798艺术区就是首批被授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2006年3月，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要成员来自朝阳区委发改委、宣传部、旅游局，办公室的主任则来自七星集团，政府开始介入798的发展规划和管理工作。2006年9月28日，由管理办公室牵头组织的798创意文化节在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歌声中开幕。
　　从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的大山子国际艺术节和2006年9月举办的798创意文化节，两套体系角力的最后结果是大山子国际艺术节的幕后推手思想手公司放弃操作大山子艺术节，选择在北京的其他地方策划艺术活动。
　　如果你参加过每年四五月开始举办的大山子国际艺术节，你应该可以得到一份由黄锐主持的思想手工作室印制的艺术区导览图，而在2006年9月举办798创意文化节之前，管理办公室对798工厂内的道路名称进行了编制，并印刷了一套红色的798导览图，这两套导览图对区内的画廊、餐厅等进行了完全不同的编码。管理办公室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他们对于这个区域的构想显然比艺术机构希望的公共服务职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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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四五年前，那个幽暗空间显现的优美轮廓蛊惑了黄锐的梦想，那么现实变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期许。
　　“这个大山子艺术节的责任已经完成了，当初，就是为了留住798才开始组织艺术节的，现在这里已经留住了，我再做艺术节已经没有必要了。”而在最初的构想中，在2008年之前每年举办一届艺术节曾经是黄锐和思想手工作室雄心勃勃的计划。
　　黄锐开始走出798，在北京重新勾勒新的活动地图，他的声音是诚实的，掩盖不了在经历这一轮急进运动后的疲倦。他在这里与朋友们在东京艺术工程门口的空旷场地喝啤酒开派对，这样的单纯愉快正是在满城惊惶的非典期间；他在这里组织艺术节约见欧盟的文化官员和国内外的记者；在商业画廊接踵而至时，他和同伴黎静创办了演出实验音乐和舞蹈的南门空间……这些活动和空间，很多时候是在政策和商业的缝隙中存在，随时都会有消失的可能，他说 “只在乎曾经拥有”，游击队一样的机敏、策略和他不合作的顽固，让他在798成为了一个主动的、积极的组织者，也成为了一个孤独的、被猜疑的活动家。
　　现在，这个活动家在798的故事或许要进入尾声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怎样的戏剧上演？
叶滢/文 邓华/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