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波 综合报道
　　自塞奇菲尔德始，于塞奇菲尔德终。1983年，初出茅庐的托尼·布莱尔在这个英格兰东北部的小城当选议员、步入政途；14年后当选英国首相的他是吉登斯的得意门生，与美国的克林顿、德国的施罗德并列为“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又是10年之后，同样是英格兰一个美好的5月清晨，同样是在特里姆登工党俱乐部，布莱尔宣布辞去工党主席和英国首相职务，而此时他的名字已经与大洋彼岸的乔治·布什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新工党—新保守主义”这一奇异的左右翼联盟的代表人物。
　　在布莱尔的阴影中等待了13年的、野心勃勃的戈登·布朗，在去年秋天的成功“逼宫”后，现在正在为继位做最后的准备。“布莱尔的成绩独一无二，史无前例，影响深远”，在忙碌的党内接替斗争中，布朗仍不忘记对自己的老恩主奉上恭敬的言辞。而在开始全球访问的告别之旅之前，布莱尔也不无情绪地声言，“把手放在心口上，我认为我做了对我们国家而言正确的事情。”
　　很明显，他指的是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流血大大损害了布莱尔的声誉和支持度，成为民众对布莱尔不满的主要根源。英国民意调查机构YouGov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只有22％的英国人认为布莱尔值得信任，59％的人认为布莱尔未能提升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0年前少壮派的布莱尔奋勇击败连续执政18年的保守党，之后又乘胜追击，成为英国历史上连续三届胜选的工党领袖，而在今天，保守党在同样少壮的大卫·卡梅伦率领下，正在悄悄积聚实力，试图卷土重来。
　　布莱尔的时代正在过去，接下来的是一群新面孔——— 布朗、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萨科奇，以及2008年之后布什的继任者。布莱尔的身影将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后世的人们将如何评价这位带领古老不列颠走过21世纪转折点的领导人？几十年后的史书将把布莱尔置于什么样的位置？
　　也许后人对于布莱尔的评价将和今人基本一致。10年前，布莱尔接管的是一个经历了撒切尔夫人狂飙突进、进入梅杰首相迷茫时代的英国。当时布莱尔思考的是保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系，让英国的政策更加朝向欧洲大陆、甚至加入“欧元区”。在某种意义上他取得了成功，英国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并肩站立，英国人改善了对欧盟的态度。布莱尔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了，伊拉克的可怕远征带来的反战情绪和反美情绪在英国公众中滋长，“欧元区”已经退出了英国的政治讨论日程。
　　但抛开令人难堪的伊拉克问题，布莱尔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等地实施的“自由主义干涉政策”取得了成效，制止了那里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在布莱尔的主导下，北爱尔兰冲突的停火状态最终为令人乐观的持久和平前景所取代，缠绕英国几十年的噩梦在布莱尔的手中彻底解脱。
　　再让我们把观察单单集中于英国国内，可以说布莱尔成就显著。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奈尔·弗格森回忆，第一次见到布莱尔时，他问布莱尔将代表新工党还是新自由主义，布莱尔笑而不答。很显然，与传统的工党政策相比，布莱尔更加重视经济效率。布莱尔上台之时承诺，他不期望英国的工商界会喜欢一个工党执政的政府，但绝不会让他们像过去那样厌恶甚至害怕工党政府。他实现了这个诺言，英国的CEO们对布莱尔没有实施过度的、损害经济的社会保护表示满意。
　　布莱尔执政的10年英国经济保持了不断的增长，社会福利得到了持续的改革，与经济陷于僵局而被不恭地称作“欧洲病夫”的法、德、意三国相比，英国人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正在得到人们的艳羡。当然，经济贡献并不是布莱尔一个人的功劳，财政部长布朗和英格兰银行也功不可没。
　　虽然传统左翼力量也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制造业工作的减少表示不满，但布莱尔仍可以说实现了自艾德礼首相以来最成功的社会发展成就。最低工资制得到实施，撒切尔时代三分之一的欧盟贫困儿童集中于英国的尴尬局面得到改变、育儿服务的普遍化进一步解放了妇女。这一成就的明显表现是，向来不重视公共领域的保守党也被迫改弦更张，卡梅伦开始像一名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热情谈论着社会福利和环保，而不是财富与效率。
　　布莱尔为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奠定了方向———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追随也损害了工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他似乎将更多的历史追认为撒切尔夫人的继承者而不是改变者，当然他的功绩与撒切尔相比似乎并不逊色。
　　但只有一点例外——— 伊拉克战争。马岛之战的胜利让英国人为他们的“铁娘子”感到振奋，但布莱尔的伊战决策却赌上了他的声誉和政治生涯。除非在今天的伊拉克发生一场奇迹，否则历史似乎更多地将布莱尔和上世纪50年代的艾登首相相提并论——— 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一样，他们都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远征。倘若工党在下次选举中失利，人们恐怕也将追究到他们的前首相头上。可以期待，那将是辞职已久的布莱尔再次成为公共讨论话题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