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晓晖 重庆报道
十年前的这一天，你光是走在重庆的街头，就能嗅到这座城市按捺不住的兴奋。
1997年6月18日上午10点整，五块象征重庆历史里程碑的牌子：“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伴着潮水般的掌声，竖立起来。
直辖后的第一届市委书记张德邻，在主席台上激动地说：要依靠全市三千万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在场的3500名重庆各界人士，个个热血沸腾。那一天，重庆当地报纸的新闻标题是，“直辖啦！”
出牌
改革开放后，中国所有城市都进入高速增长期。重庆作为四川省辖的一个城市，尽管一度被中央计划单列，但在很多的政策和投资方面，却并没有占得优势，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才被打破。
重庆因何而直辖？学者大多持三种观点。
最为主流的观点是，重庆因三峡工程而直辖，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枢纽工程，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和安置的规模和难度也均为世界之最。为了库区稳定，百姓安心，故中央决定直辖重庆。
第二个观点是，重庆在西南区的军事要塞地位无法取代，内可保西南安稳；外可御敌对势力入侵。出于军事战略部署的需求，中央直辖重庆。
最后一种观点，在重庆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中所流传。为重庆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这些老干部表示，由于邓小平同志在重庆主政西南区数年，在其调回北京之前，曾为重庆的发展谋划过出路。一度想把四川省分划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省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省，但未能践行。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新重庆直辖，3个月后，新市委书记张德邻走马上任。
“张书记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突破原有的行政体制，这是重庆获得直辖市身份之后打出的第一张牌。行政体制的突破为今后重庆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对直辖后的首任书记评价颇高。
在行政区划上，直辖后的重庆只有三级，没有地市，市下面是区，区下面是县。涪陵、万州和黔江，之前都是属于重庆代管的市。尤其是万州，解放前四川人对省内几座大城市的称呼是‘成渝万’，万州排行老三。直辖之后，原本与重庆平起平坐的一个市，突然成为其下辖的一个区，这需要强大的推动力才能完成。“张德邻书记来了之后，连搬三座山头（涪陵、万州、黔江），使重庆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行政体制上有所突破的城市，这为此后重庆的政令通畅、行政效率提高、三峡移民铺平了道路。”李勇回忆说。
三级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之后，重庆就以一个直辖市的政府规模管理一个有着3000万人口的中等省规模的区域。公职人员的供养方面，重庆为70：1，而其他西部省份这一比例是10：1，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政府财政负担则大为降低。
如果说，此前由四级减为三级，是直辖之后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一改革成功所带来的甜头，让重庆自觉走上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路。
重庆目前在村一级已经全部实现选举，由几个乡撤并为一个镇的试点，让重庆的公职人员数量再次大面积减少。重庆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去年10月，重庆市政府开始试点把土地、项目审批、执法处罚等涉及到30多个委办局的权利下放到6个区域中心城市。现在，重庆市还正在试点由纪委成立行政效能监察局，以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
而 “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的获批，成为眼下重庆市委全力打好直辖牌最核心的内容。
市委书记汪洋主政重庆一年半来，亲自挂帅大力推进这张直辖牌。
2007年5月，一份名为《新阶段重庆发展战略综合研究》的报告出炉。里面写道，“成为特区之后的重庆，要在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力争国家的政策支持。”
而本报独家获得的另一份报告，则给出了力打直辖牌的建议实施细则，在争取中央政策方面有如下建议：
财政方面，重庆统筹城乡发展具备先试先行的条件，由于地方财力较弱，建议将重庆新增上缴的中央财政收入先征后返，重点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按照2006年重庆上缴财政收入测算，如果“十一五”增速不变，增量收入会达到400亿元。
中央财政从长江中下游及南水北调等受益地区上缴税收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用于建立长江环境保护基金。
此外，希望中央支持重庆设立保税区或自由贸易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更加高效的货物通关监管模式，成为西南地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窗口。
金融方面，支持重庆在西部率先进行金融创新，赋予地方独立发行政府债券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类企业自主发行企业债券，对重庆企业在上市、股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发行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建立区域性银行和区域性资本市场，建立西部产权交易中心或第三板股票交易市场。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持重庆新的农村建设战略项目，将泽渝大中型水库工程纳入国家投资计划。支持重庆西部综合性交通枢纽战略项目，做大重庆空港。支持生态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