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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牌：移民成就直辖
本报评论员：张晓晖重庆报道
本报记者 张晓晖 重庆报道
田德荣的退休工资有1400多块钱，比他的女婿和女儿的总和还要多。
退休前他在重庆万州区博物馆工作，当地人习惯把这座博物馆称为三峡博物馆。
退休之后，田德荣夫妇仍然吃住在博物馆里。这是一座破旧的博物馆，惟一现代化的设备是去年刚刚自费添置的10万元的红外防盗装置，博物馆的墙外，挤满了碧绿的爬山虎。
田德荣的女儿29岁，由于找不到工作，临街开了个打字复印店，一个月赚600块钱，刚够自己吃喝；田的女婿找的工作，也赚不到几个钱，因此田德荣想抱上孙女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不过也有很多精明的商人，祥飞丝绸公司的老板周永忠无疑是其中一位。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当重庆多数人涌向城市打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工厂设在了万州。
“在库区办厂，从国家得到的投资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都要多很多。”周的祥飞丝绸，目前已经销往印度、尼泊尔、新加坡等地，2006年他的祥飞公司还进入了重庆民营经济50强。
得之
从来没有哪一个城市，会像重庆这样，因为三峡工程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也同样因为三峡工程背上沉重的包袱。
重庆直辖十年，也是移民的十年。
短短的十年之中，要将近百万人口，从祖辈耕种的田地上迁离，并安置，令其居有所、病可医、老有保、少有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而解决移民的问题，也是当初重庆直辖时，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之一。
“重庆究竟从三峡工程中得到了什么？”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时，他回答说， “重庆因为三峡而发展成为现今的重庆。”
“三峡蓄水了，发电了，中央尽可能地想着重庆，为了安置那些因为三峡工程而改变命运的人们，不仅在西电东输的过程中，抽取一定的税额，补贴重庆，同时从农业、工业方面尽可能多的支持重庆。”廖元和说。
百万移民，中央的支持远不止百亿。
以三峡库区最大的城市万州为例，如果没有三峡蓄水淹没城区，也许万州至今与其他城市并无二异，没有现在宽阔的柏油马路，没有一栋栋新修建的洋房，笔直而开阔的滨江大道。
库区农民因三峡而转变成为城镇居民的占据了多数，政府也将他们安置在修建一新的洋房里，享受着比以前更好的医疗、养老待遇。 “他们的子女，享受到的教育也比从前要好得多。”廖元和说。
6月7日，重庆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专家普遍将其解读为中国的 “第三个特区”，当地的多数专家认为，重庆被作为统筹城乡改革的试点区，跟三峡库区的大量移民的进一步安置有关。
手中握着三峡这张牌，重庆还有更多的利益。设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基金，专门用于重庆等上游地区生态建设，基金来源包括：“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三峡总公司发电收入中按每度电提取0.5~1分钱作为补偿资金，这笔资金大概估算在200亿元左右。
十年前直辖，十年后特区。重庆的发展与三峡水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丝丝相扣，紧紧相连。
失之
三峡工程又令重庆失去了什么？
有人认为，三峡工程令重庆失去了旅游景观，淹没了城池，隐没了山川；也有人认为，三峡工程令重庆负重前行：城邦消退、产业空虚、移民困扰、治安不良。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或许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街上这样的年轻人太多了，那些被移民安置的农民，多数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失去了种田的土地，又没有在城市中生存的技能。
“农民变市民，住起洋房，端着饭碗。端着饭碗，指的是讨饭的碗。”田德荣无奈地说， “在三峡库区，有很多 ‘零就业’家庭，所谓零就业家庭，指的是那些全家都没有工作的。”
万州这座城市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没有大型工业和支柱产业的支撑。没有生存技能的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就只有在城市里干些苦力活，以供他们所住的那座崭新洋房的水费、电费和煤气费。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两位研究员宋爱平与王端平对三峡库区的经济做了一次深度调研。
经过一系列的抽样统计和东西部产业结构对比之后，两位研究员得出直辖以来三峡重庆库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现状：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库区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在靠投资拉动，近几年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但是形成的支柱产业少，三峡工程完工后，势必形成产业空虚，影响进一步发展壮大。
重庆一直以来打好三峡库区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显然没能实现。今天的三峡库区，对于重庆而言，不是一个发展的凭借，更多的是意味着责任和负担，令重庆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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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重庆库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总量偏小，从发展的历史演变来看，库区个体、私营经济从事第三产业的户数占大多数，主要集中在商业流通和服务行业。如零售、饮食和中介服务等。第二产业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水平，发展后劲不足；从运行质量上看，库区非公有制经济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型产业，如煤炭、建材、房地产业等，普遍存在科技含量不高、品牌效应不强、抗风险能力弱、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