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文
在5月末举行的中国第四届南京电影节上，《草芥》获得最佳处女作奖。《草芥》的导演王笠人今年已经37岁了，与贾樟柯同龄，而他在电影学院学电影的时间，也与贾樟柯这一拨人是同时的。但《草芥》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美学风格，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主观性，都与第六代的纪实主义作风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个电影的获奖理由是：“获得这部电影所展现的幽暗、逼仄的人性视野，需要不惜代价的自由精神，并掌握存难度的镜头语言。”
“地下第二层”的电影
王笠人及其《草芥》，是一个考察中国独立电影状态的很好的标本。什么是独立电影？在中国当下的形势里，独立电影总有着地下电影的色彩，这与西方的独立电影显然有着巨大的不同。尤其是最近，美国独立电影逐渐体制化，因此，他们的独立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存在于美国电影产业链里的另外一个商业形式，是合法性的存在。而中国的独立电影，则一直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个暧昧的领地。因为这里拍摄制作需要首先获得准许，而他们往往在还没有获得准拍证时就开始拍了。但因为其最终的销售环节被卡住，不准他们在国内放映和销售，所以，这种惩罚使得中国的独立电影生态呈现了一种恶劣的状况。也因此，他们在形式上更加独立。
有一个比喻，说中国第四代导演进入中国电影圈，是从门里进去的，进去之后，就把门守住了。而第五代导演则是从窗户里进入的，进去后，就与第四代协商——你守门，我守窗，以后谁也不准进。谁知道第六代掀开了地板，从地下钻进去了。以上是冯小刚在北京电影学院进行交流时，对中国电影格局做的一个描述。作为曾处于地下状态的第六代导演如今已经登堂入室，逐渐主流化，商业化。而他们的地下状态的消失，出现了这样一个效应：他们似乎连带着终结了中国电影的“地下”这个词。很多人都会以为，过去的地下者进入地上了，于是革命终于完成，如今中国电影是天下太平，所以一切表达的限制都不存在了。
如果说第六代曾经是地下第一层，殊不知，除了这第一层外，地下还有个第二层，这第二层却在某种程度上被第一层无意之中遮蔽了。这第二层的导演们，很多都在抱怨贾樟柯他们带走了大部分的媒体资源。因为现在“独立电影”已经不再如十几年前那样，是一个新名词，因此媒体也就不再愿意在此投入更多的热情。其实在很久之前，比贾樟柯王小帅他们在形态上更为独立的中国电影就出现了，只不过到了现在，他们逐渐被策展人怂恿着，也被每个个体内部的强烈的表达欲和沟通欲所鼓动着，终于形成热闹的局面，叫嚷着要浮出水面了。
5月末在南京电影节上展示的那些作品，基本上就属于这“地下第二层”的存在物。王笠人的《草芥》，则是在其中的一个有着很强代表性的作品。
何谓独立，何以独立？
什么是独立电影？在南京的那个独立电影节上，电影人们又发生了争论。其实独立就是创作者——主要是指导演——拥有完全彻底的控制权，而这个控制权的获得，在最低级的层面上，往往来自于导演的自筹资金，自己寻找出售方式，自己联系发行，因此就可以不受制于人，这其中的创作，当然就拥有了完全的自主性。这是独立电影之所以为独立的最重要的形式。
王笠人拍摄《草芥》的过程大致如此。他本来想找人投资，但是投资了就要为收回成本而费心思，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很重要，要消除各种顾虑，方才能解放自己的潜意识，让自我舒展。于是他就用了自己的积蓄做前期的拍摄。资金少，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如同二战后因为资金匮乏，摄影棚太昂贵，导演把摄影机扛到了大街上去，于是促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形成，近一点的是第六代导演因为没钱，所以帮助形成了一批纪录片美学风格的作品。《草芥》起用的演员，就像王超的《安阳婴儿》，里面只有一个演妓女的女演员是专业演员。而里面的男主角，则是导演自己的一个朋友——诗人麦子。麦子的表演，基本上算是本色表演，因为平时他也基本上算是一个社会边缘人，戏里戏外的状况有些是一致的。
而其他戏份少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导演的寻常朋友。拍摄期间他就不停打电话给他在北京认识的朋友，请他们来帮忙演出一下。没有资金的坏处也在这里，因为钱少，或者不给钱，有些戏的拍摄周期就会延长，有些地方可能某位演员就不演了，所以戏就接不上了，后期剪辑时情节上就会有点“跳”。这个剧组的构成也显得有点混乱，出现过打架的现象。那时候正处于季节更替时期，有两个工作人员打架，一个被送进了医院，一个被送进看守所，锁在看守所里的时间太长，那么景就接不上了，春暖花开，与故事的时间不符合。幸亏后来那个进看守所的及早回来了。
后期需要的钱有时候不比前期少。王笠人为做后期颇费周折，开始的时候租了个机房，但是做完了后期就要马上付钱，所以他就拖着，迟迟不敢做完。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的粗剪带做了出来，寄给了鹿特丹国际独立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可以说是为中国独立电影立过汗马功劳，贾樟柯、王小帅都曾受惠于它。后来鹿特丹的基金为《草芥》解决了后期的难题。
后期结束后，接着就是传播和销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