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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王小鲁：《草芥》里面渲染了失望的情绪，我很想知道这么强烈的情绪来自哪里，同你的生活和阅读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笠人：这个确实跟我的经历有关系。可能有好多方面的经历，比如你学习中国历史，从近代以来到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处于受外力压迫下，非常贫穷落后，一代知识分子去寻找一条道路，怎么把中国从这个状态中解救出来，期间经历了战乱动乱，中国受到很大的苦难，甚至近代以前，中国民族精神一直处于痛苦的状态，与国外相比，中国人有一些比较残酷的历史，比如把人株连九族，一个案件杀几万人，或者把内阁大臣廷杖。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黑暗的年代，传统文化有非常糟粕的一方面，我对传统文化真是又爱又恨。
王小鲁：这是从集体记忆、民族历史来看的，那具体到你个人呢？
王笠人：具体到我个人来说，我生于1970年，对文革记忆犹新。那时候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游行游街，戴着帽子，脖子上挂着鞋，还是破鞋。还有武斗、批判大会。我觉得非常难以理解我小时候见到的一些东西。包括8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相对来说很活跃的、崭新的东西，还包括2000年后又接收到的一些完全不同的外国的全新经验，三四种截然不同的经验，包括以前的历史的记忆，这些东西冲击了所有人的情绪和大脑，而且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又是非常理想化的。你走向社会后，所有的理想和信仰都坍塌、破灭，你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这个过程中你会产生一些非常绝望的情绪，包括人的价值观念、人和人的关系都变得特别现实，赤裸裸，你会觉得所有东西只能靠你自己，你会绝望，你没有任何依托。产生绝望是必然的。
王小鲁：你的电影关注的题材是妓女、弱势者，下一部电影又与此有关，在现在这个阶段，关注这个大家会觉得很俗套了，你考虑过这个吗？
王笠人：好多人会持这个观点。但我觉得独立电影还是要用电影语言和镜头语言来说话，比如中国电影一直都是一种形态，比较关注内容和思想意识，很少去关注电影本身，这也造成国外电影节对中国独立电影持有的固定模式，你要有意识形态……当然我不是觉得那个不重要，但我觉得独立电影除了需要非常沉重的深厚的思考，需要作者独立的、非常完整的不屈于外界压力和意志精神之外，还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专业的、独立的视觉体系，如果没有这个视觉体系的话，我觉得独立就不大完整。另外，我好多亲戚都在农村，中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中国独有的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生下来就要比城市的人矮一截，看看他们，我们会觉得痛苦，要为他们呐喊，小偷或者一些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很多人来自贫困的农村，关注聚焦于他们，关注他们的精神状况，是我们的使命。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还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方向。
王小鲁：介绍一下你拍这个电影的情况吧。
王笠人：这个电影是2006年元旦那天开机，总共拍摄了33天，连后期，做了一年半的时间，前期看景大概7月份开始，看了两三个月，前面还排戏，每场戏基本上都排了，因为都是非职业演员，必须下点功夫，要想点方法，再一个就是我想恢复中国电影的那个传统，要体验生活。我这几个演员都去搬家公司做了几天工。中国电影的传统是前面要排练，要充分准备，要跟主要创作人员沟通，我试图让越来越浮躁的影视圈重新回归传统，而不是做轻浮的电影。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这是传统知识分子所要坚持的东西，而不是一堆烂泥。
王小鲁：剧组构成与合作方式是怎样的？给钱吗？
王笠人：这是一个特别不专业的剧组，基本上没有美术，没有灯光师。原来干化妆的，忽然拉去干服装。演员除了有个女演员专门学过表演，其他全是非职业的。我几乎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拉来演一个角色，有些没办法推脱，就过来演，有的演不来，他就介绍其他朋友，演员前后大概有几十位。基本上我身边这几年积累的资源全用上了，最后弹尽粮绝。基本上是不给人家钱的。但是比如租一些机器、一些灯光要给人家一些钱，灯光还有助理，他是来干活的，要给人家一些钱。
王小鲁：后期在哪里做的？
王笠人：后期在一个机房，选了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机房，乱七八糟的，但那个剪辑的小伙子还是不错的，能达到我的要求。但是剪辑条件比较差，整个机房没有经验，不是说人没有经验，是机房没有经验。以前他们是做电视专题片的，给电视台做一些小节目，后来电影频道做高清，他也就弄了一两套设备，雇了几个人做高清。电影是一门工业，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有经验的人员，但是中国的电影工业非常不完善、不发达，鱼龙混杂，在这个条件下做，就有困难。当然我是利用了这个东西，前面一直不敢做，天天拖着，他们老是催我去做后期，他们恨不得明天就做完了，明天就把钱给他，他最高兴。我没钱，所以天天拖着，说今天有什么事情，他们不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去，我拖了好几个月，总算把初剪带给剪了，没有音乐、音响，几个声音还呲了。初剪带之后，就想怎么解决后期没钱的问题，后来我就查了那个鹿特丹电影节的资料，看那边能不能提供一些资金，然后把初剪带给寄过去，等了两个月，鹿特丹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选中了我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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