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他的电影都看得零散，新街口牛皮纸袋子里的“资料片”，大概是好多人的集体记忆，msn上很多人的签名都在说他的死讯，看了一些人的评论，都短短的，很感慨，走得突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香港的戏剧导演林奕华连发了两封邮件纪念他，一篇忆故人，一篇谈电影，《恐怖分子》，他心有戚戚，提到了“物和情”，提到了“这个时代”——物与情，再疏离，再冰冷，也还是属于我们的，因为都是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杨德昌一直在拍城市，锐利和疏离，是两个常见的形容词，其中的人情和深情，似乎是隐忍不发的，叫人慢慢体会，微微的超然。《一一》大概是最直接的述说，他自己也曾说，到这个年纪，终于可以拍一部关于家庭的电影了，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一一》，已经有了些暖意，还是悲观的，悲观进取。“深情在睫，孤意在眉”，不知道是否恰当。
　　网上的消息真多，媒体反映迅速，问了焦雄屏、侯孝贤、赖声川等好多人，朋友去世，是件难过的事，没有人讲太多话。侯孝贤很严厉地说，不要消费杨德昌。又看到蔡琴的公开信，没有怨气，非常理智，她说“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纪录者。”
　　一个锐利的纪录者。
　　《独立时代》里有一节，儒者的困惑，英文是AConfucianConfusion，一个小的文字游戏，一个很大和严肃的命题，电影里的小说家写孔子再世，在自己建立起来的为人处事态度里举步维艰，是整个东方价值观的痛处。他的思辨和理性是公认的，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批判，甚至预见，那么冷静。其实这样的评价都还不是在说一个电影导演，更像在讲一个思想者。但他是个创作者，以电影为手段。我只想说，电影也是真的好看，并不觉得是逼迫着人接受的沉闷的个人表达，对每个个体的描摹，整个故事的安排，紧凑，有节奏，沉重，但不是笨重，甚至有幽默感。
　　看他的经历，在美国结束了电脑硕士的课程后曾经去南加州大学念过电影系，因为难以适应那种好莱坞式的生产系统和标准而离开。当时的学长方育平还劝他熬过去，学些技术性的东西。看到这里，觉得像是一个隐喻，香港电影人尚能在个人表达和商业之间进出调试，台湾的电影人更多有着宁为玉碎的劲头，也像是他电影中的少年。
　　方育平是香港新浪潮里的主力之一，他和杨的经历有着若干的重合，方当时回到香港在电视台做编导，参与拍摄了《狮子山下》，香港的新浪潮一代开始走到一起。杨德昌也受台视公司的邀请参加了《十一个女人》单元剧集，由张艾嘉推动的电视制作，希望借用香港新浪潮的形式，培养新的导演和演员。80年代是台湾的新电影浪潮从产生到壮大的时期。
　　“1987年台湾电影宣言——给另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空间”的宣言，里面有太多熟悉的名字，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林怀民、焦雄屏、赖声川，朱天文姐妹等等的台湾创作人和香港的方育平、文隽、徐克、迈克、关锦鹏等人，当时的香港电影文化中心、“进念二十面体”、电影双周刊等都声援支持。那个时期的种种积极努力和理想主义，现在来看，都很让人感动。 之后台湾的新电影也影响到了内地第五代的创作，一浪接一浪地推开。那些名字，有些仍然在活跃。当年的青年到现在的中年，甚至已经开始有人离场，途中又经历了更多的问题，很多时候和资金有关，市场的压力不得不面对，电影应该是工业化的产品还是艺术创作，这中间迂回的空间有多大？
　　杨德昌的离开是否宣告了台湾电影的终结？台湾新电影的浪潮形成的个性和艺术价值一直影响至今，但台湾并没有因此建立起一个工业体制，那种美学习惯之外更新鲜甚至乖张的更新的浪潮何时能够出现？香港的电影人已经开始在集体救市，采访关锦鹏时他说起香港的导演还是会先考虑商业，商业成就了一个主流，才有形成旁支的可能性，才有生存。在台湾，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这些名字之后，台湾电影的关键词是谁？
杨德昌电影作品：
1981年，参与《一九零五年的冬天》拍摄，任编剧和演员；拍摄电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中的《浮萍》1982年，《指望》（《光阴的故事》第二段）1983年，《海滩的一天》1985年，《青梅竹马》1986年，《恐怖分子》1991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4年，《独立时代》1996年，《麻将》2000年，《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