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志/文
　　前不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开除邹恒甫在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职务，将其人事档案移交北京大学人事部。随后，邹恒甫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声明，指责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他，是学院院长的报复行为。邹气愤之余并不忘揭短：“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大家知道，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是张维迎，张又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一直被人拿放大镜盯着。此事一出，媒体哪里还按捺得住，一些手执快刀的时评论家更是匆忙宣布，张维迎又让中国经济学界大丢其脸。
　　关于这一事件，学界有一些说法，比如“没庙的和尚骂有庙的和尚”等等,因为先后当了“院长”的钱颖一、田国强也都挨过骂。我曾到光华管理学院调查，走访了一些师生，他们告诉我，原因比媒体的种种揣度要简单得多，主要就是邹恒甫“过去几年很少到校上课”。也有光华之外的学者对我们讲，一个大学老师，总要遵循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吧，拿了钱就要干事，否则总是羞于启齿的事情，但是现在，这样的人为什么成了公众眼里反潮流的英雄？
　　媒体与时评家们似乎懒得求证，只要目标对准了张维迎，就能多吸引一些眼球，就能多被点击几次，就能多卖一些杂志，何乐而不为？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难道他们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足可以替代多角度的采访和更多的旁证了吗？
　　其实何止张维迎——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几乎是说一句就得被骂一次。比如今年春节期间，茅于轼在本报发表 《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他认为，春运不涨价这项政策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益是好是坏还很难说，要辩证地看。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好在茅于轼先生从不到网上看新闻，落得个耳根清静。后来吴敬琏先生将这一观点提交到全国两会上，网上网下又是一通咒骂，截头去尾，断章取义，以恶毒的人身侮辱之言，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
　　时下，骂经济学家确是一件时髦的、而且不用负责任的事。前一阶段发生黑砖窑事件，人们怒斥“洪洞县里无好人”，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已经自嘲“经济学界无好人”了。在本报发表文章而遭遇痛骂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可以开出一串很长的名单。最早的时候，我们还认为这其中有个人化的原因，比如张维迎是否在北大校改时得罪了太多人啊，比如某经济学家的一些做法是否确实有问题啊，比如某学者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啊，但是现在看来，痛骂经济学家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不仅“主流”无一幸免，甚至一切 “精英”都在被痛骂——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探讨其深层原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所起的作用，至少不亚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在价格改革、宏观调控、所有制改革、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领域，经济学家都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中国经济学家已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烙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上。而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实践，也培养了一代充满生机的经济学家，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一步步丰富起来。实事求是地说，近三十年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突破最多，成就最大。据我观察，中国经济学家在海外名校担任终身教职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领域，仅此一点即可窥斑见豹。
　　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好处却浑然不觉。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导致体制矛盾不断暴露，社会利益逐渐分化，经济发展成果没有被更多的民众所分享，经济学家们便逐步成为人们发泄积怨的对象。百姓负担重、苦痛多，眼看着精英至上、权贵本位，哪还管你经济学家做出过什么不可磨灭的贡献——国企改革、医疗改革、社保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走弯路、陷泥潭，不都是你们经济学家的“乌鸦嘴”说坏的吗？你们不是从事政策研究、提供政策建议的吗？中央把你们请进中南海讲课，你们都为中央政府出了些什么主意？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才是经济学。我们以为，经济学首先是一门让人富而不是让人穷的学问。穷开心、大呼隆，那不是经济学。由此我们便可以推及，经济学家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一种什么角色。纵观国内国外，既有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也有为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更有专门为企业做咨询的经济学家，他们教人积累财富、配置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或某种利益关系出谋划策甚至代言，并没有违反学术道德，更没有违反法律。而无论多么伟大的经济学家，其观点也未必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即便其主观愿望是这样的。对此我们本不应过分苛求。
　　问题是，无论进行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经济学必然牵涉到公共利益，经济学家面对的是有着各种欲望和缺陷的人组成的社会，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相对单纯，因此也就容易陷入到利益争执。加之长期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领域气氛相对宽松，经济学家说的话就多一些，一些非经济学家也跑到这个圈子说话，“言多必失”，难免为人诟病。
　　但是，因此就认为是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