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prozhang.blog.sohu.com
最近，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层出不穷，一时间，人们对中国的食品和消费品的安全状况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其实，不光是食品安全，还有饮水安全和环境危机，以及这些年来频繁发生的煤窑砖窑的人身安全事故等，这些问题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给我写邮件，把《纽约时报》上一篇关于中国官员腐败与食品安全的文章发给了我。他说，假如中国今天不是开放的国家，政府就不会对这些安全事故作出积极回应了，但现在的中国是开放的，在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做着生意，世界通行的规则和标准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的确，在贸易领域，这些年来因为发达国家加大了对人身安全、对技术标准以及对环境的保护标准的执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后WTO时代的保护主义。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2007年6月28日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5种水产品，原因是这些水产品没有达到美国FDA的标准，含有有害的残留物。因为中国和美国的食品标准有差别，中国当然可以争辩，但这样的冲突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未必全是坏事。因为我们要出口，当然就会尽量去符合这些标准，甚至要逐步采用这些标准，毕竟这些标准从长期来说，对国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但是这些标准对从整体上解决中国国内的安全危机却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大量的用于本土消费的产品在质量、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等方面并不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约束。而且，即使中央政府不断加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国内的状况也要比出口部门的问题复杂，更不容易解决。更何况，现在的问题还不是如何去制定标准和规则，而是如何保障这些标准得到贯彻执行。
这么多年来，假冒伪劣产品始终得不到控制，这反映了我们经济的一个基本现实：产品的生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都更分散。不仅如此，它还与某个腐败的基层地方治理体制有相当大的关系。可以说，安全危机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治理上的基本问题。当然，安全危机本身有技术上的原因，比如技术落后，甚至很多产品的生产根本不用技术和资本；物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技术标准太低等。但我认为，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它们本身不过就是安全危机的一部分表现罢了。
我的观点是，安全危机的出现决不是因为我们查处和整治的力度所导致的结果，而只能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越来越多的腐败行为所诱导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机关在查处安全危机的案件时，总能找到地方政府官员被俘获和腐败从而导致技术标准和政策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种种事件发生。更重要的是，如果基层政府官员的受贿腐败活动十分流行，那它就会诱导更多的造假行为，以及像黑砖窑、黑煤窑现象的不断出现。
为什么处在低层政府的官员受贿腐败会诱导更多的违规行为呢？这个道理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假定有两个人都想从事某个产品的生产，一个是真正的创业者，依照政府规章制度向政府申请许可，而另一个人不具备条件，也不符合政策法规，我们称他是 “造假者”。当然这些造假者可能生产了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违规产品，也可能只是生产出了质量和成色低劣的产品。
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官员或者管制者是腐败的，那么“造假者”更容易获得许可，而真正的创业者却可能拿不到许可。这是因为只有造假者才需要去疏通政府里面更多的管制者，才有动机去行贿，而且只要有贿赂，所有涉及到的政府的管制者都可以得到额外的好处。换言之，给造假者一个许可对管制者每个人都有利，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不仅申请许可如此，造假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进入市场销售，也需要政府管制部门的批准，因此，在销售环节上放行也同样对政府审批部门的每个人都有好处。而真正合规的创业者往往就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因为给他许可是理所当然的事，一旦按章办事，所有的管制者就捞不到任何额外的好处了。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省市政府的治理优于县乡政府，沿海发达地区的优于内地落后地区的。如果观察这些安全危机发生的概率分布，你会发现，尽管发生的频度不低，但基本上集中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基层政府的管辖范围。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地方政府的管制者越腐败，而他们越腐败，越是诱导和鼓励假冒伪劣的生产活动，打击真正的私人创业活动。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寻租猖獗的体制环境，其结果不仅严重伤害当地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非常不平衡。沿海和内地、农村和城市、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缩小这样的差距当然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得不好，主要是不仅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就业创造和生产性的投资环境，反而却演变成一个寻租社会。办什么事情都要找政府管制者，通路子，找关系，行贿变成潜规则，而经济越不发达，设租和寻租就越严重。1990年代中期以来，基层政府的治理实际上在不断恶化，基层政府规模膨胀消耗了大量的纳税（费）人的钱，而官员和管制者的受贿腐败，又让那些假冒伪劣活动猖獗，地方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的长远发展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