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教授ywang@csom.umn.edu
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什么方法效果最差？什么方法效果最好？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扶贫之道，在鱼与渔之外，还有别的。授人以鱼，不一定就是社会效果最差的，授人以渔，也不一定是社会效果最好的。
授人以鱼，目的是为了让穷人有鱼吃，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穷人马上就有鱼吃了。这种做法之不可取，在于它不能提高穷人的生产力，穷人需要不断得到救济，才能生存下去。
还有比这更糟的扶贫办法，就是不许渔翁打鱼，或者不许多打鱼，因为穷人对别人吃得起鱼、自己吃不起鱼心有不满。不许打鱼，鱼少了，甚至根本就没鱼了，大家都吃不到鱼了，社会关系紧张的一个源泉就消除了。文革时，“大革资本主义尾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即属此类。
比不许打鱼稍微好点，但好不了多少的，是不许打大鱼，只许打穷人吃得起的小鱼。或者不许渔民按市场价格，要求他们必须低价销售他们的鱼，这样穷人就买得起鱼了。这些做法的问题在于，政府干预了渔民企业的自主经营决策，最终会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养鱼打鱼的积极性降低了，最后市场上的鱼少了。因此，政府规定只许打什么鱼，怎样打鱼，按什么价钱卖鱼，后果和直接限制打鱼的数量，相差无几。
假设政府为了授穷人以鱼，先通过财政支出买鱼，再把鱼分配赠与穷人，这种做法，只是调整了一下社会上谁有鱼吃，谁没有鱼吃，却不会破坏社会生产力，减少鱼的供应总量，因此，“授人以鱼”虽不是最理想的扶贫之道，却优于政府以扶贫为由，限制企业的产量、品种和价格，直接干预渔翁的生产经营决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把本来要用于为穷人买鱼的钱，直接发给穷人，由穷人自己去买鱼。直接发钱扶贫的好处，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灵活掌握这笔钱的开支和使用，使同一笔钱更好地用在刀刃上，产生更大的效益。坏处是，“给钱”不如“给物”那么能有效地保证特定扶贫目标的实现。
我们再来看看“授人以渔”。
从狭义上来理解，“授人以渔”，即将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技能授予穷人，比如渔具和打鱼的技巧。这样做的好处，是穷人可以自己去打鱼了，无需再依赖社会赠鱼而生活。但因穷人得到的是渔，便只能靠打鱼过活。如果打鱼收益不好，穷人还得继续过穷日子。
其实，穷人有了渔之后，日子仍然不宽裕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已有渔民的基础上，现在又多出了一批渔民，供给增加了，竞争加剧了，鱼价就得下降，渔民打鱼获得的收入因而会越来越少。还有一种可能，这么多人都得靠打鱼过日子，打鱼的人太多了，生态被破坏了，打鱼越来越难，打鱼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还是渔民的实惠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穷人继续穷，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低层次上通过过度开发和使用有限的资源，互相激烈竞争。
假若打鱼还只能过穷日子，扶贫的下一步，就是政府尽力维持鱼价，不使之过低，或想办法降低渔具和其它资源的价格，使渔民打鱼的成本下降。换言之，“授人以渔”的扶贫办法，很可能要求不断有新政策出台，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久而久之，整个经济中的市场和价格机制会越来越受到压制。走到极端，这就是计划经济了。若前景如此，“授人以渔”倒不如“授人以鱼”了，道理和前面一样，“授人以鱼”基本上只改变了分配关系，而“授人以渔”的后续政策，则可能改变与鱼有关的产业链中的要素配置和生产关系。
其实，要使穷人无需他人馈赠便能长期有鱼吃，何必一定要去打鱼？只要穷人能挣钱，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因此，广义的“授人以渔”，应是提高穷人赚钱的能力，使穷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做到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广义的 “渔”，应该理解为游刃有余的“余”，即劳动者的能力和机会有余，这二者有余，事情就好办了。
笔者认为，劳动者的能力与机会之“余”来自三个途径：
一是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掌握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知识、技能和信息。国家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提高穷人挣钱的能力，也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可靠的人力资源基础。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可惜，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恰恰非常不足。
二是发展经济，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因为仅有劳动者自身有更高的素质和技能这一条是不够的。经济不发展，高素质的劳动者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只好为他人所用，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三是通过户籍、社保、医保、教育制度的改革，消除特定群体就业的种种障碍，使机会对所有的劳动者都平等开放。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流动，高度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这样，就没有人被制度所限制，一定只能做穷人了。在这方面，中国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制度原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一、扶贫之道，最差、最不可取的，是政府通过对企业产量、品种和价格的直接干预来达到扶贫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扶贫，对生产资源的有效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