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文
　　应该记住这一天。1994年4月27日，中国足球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这一天，成都市人民体育场，数千只和平鸽、数万只气球飞向蓝天，近四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与鼓乐声此起彼伏。身着五颜六色比赛服的小运动员们手擎各俱乐部的旗帜，走进了足球场，白底红字的俱乐部旗帜迎风飞舞。我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发表了十分简短的讲话，在对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表示感谢后，郑重地宣布，“万宝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始。
　　从这一天起，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职业联赛在中国大地顽强地开展起来。虽然其间也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是在足球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职业联赛取得了比预想要好得多的结果。
　　这一天的到来，殊为不易。如同任何改革一样，中国足球的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当足球改革的号角吹响时，当它作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融入国家体育改革的大环境时，我们在兴奋之余也有几分忧虑：这种起点高、范围广、触及深的改革方向对吗？我们有完成中国足球改革的历史任务的能力吗？
　　当时年过不惑的我，确实没有料到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和苦难，我和我的同事们为了这种选择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心血凝结“改革总体方案”
　　1992年3月20日，我飞回北京召开了中国足协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部署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有关事宜，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准备会议的文件。
　　经过反复的研究，此次会议应有“工作报告”、“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等二十二个文件，涵盖了管理体制、训练、竞赛、外事、培训、宣传、财务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中国足协工作报告”和“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此次工作会议的主题，更是中国足球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路线。起草好这两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是至关重大的，也有相当的难度。
　　“工作报告”的三大部分中，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最为敏感，也是新闻记者捕捉的热点。“改革总体方案”的关键是走不走职业化的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职业足球我们能不能借用？从足球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足球走职业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也是目前提高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最好的方法和措施。
　　我请杨秀武协助我写工作报告。杨秀武在国家队任领队时，我是队员，那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为人谦和，有文采，经常给报社撰写文章。他对中国足协的工作很了解，又是前任秘书长，可以掌握好尺度。由他来协助我起草工作报告是适宜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想把 “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交给马克坚起草，但我犹豫了，在其余二十个文件中，技术部要完成十二个文件，占总文件的半数以上。而这十二个文件中，主要文件都需要马克坚来起草。我想这个 “改革总体方案”还是由我自己动手为好。
　　这一年我刚刚43周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干起工作近似疯狂。我查阅了所有的文件、书籍、讲话，走访了足球圈内外百余人，听取了各种意见与建议。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历史、客观、全面地给予评价。对走不走职业化道路的问题，我认为，先看走职业化改革这条路对不对，应该不应该，再看在我国走这条路可能性大不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个人甘当铺路石。
　　我为什么执意要走职业化的道路呢？难道我不知道走这条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吗？
　　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足球职业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人们将怀疑我把中国足球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经历数次政治运动的我，深知一旦扣上这顶帽子将意味着什么。
　　其次是充当足球界的 “叛逆者”。所谓的职业化足球，就是要实现足球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在足球市场创造价值，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运动员将与俱乐部签订合同，教练员需要聘用，大批的外国球员和教练员将抢占我国足球的领地，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变化中，我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其三是俱乐部领导层的不满。凡是搞职业俱乐部体制的国家，俱乐部无一例外地要求与足协分权，当我国职业俱乐部羽翼丰满时，也会走同样的道路。可以预见俱乐部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要先于足球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在发展明显不平衡的时候，俱乐部的要求一旦不能满足，必然产生极端不满的情绪，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的甚至是极其激烈的。
　　其四是足球的上帝——观众 （球迷）希望有新的变化，更希望在变化中不断地发展，而足球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需要时间的，其中还会出现曲折，一些不法分子还会破坏这种进程而使自己在足球市场上得到好处。当观众（球迷）最基本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反击的矛头指向管理者是正常的选择。
　　万事开头难。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创业时所遭遇的困难总是较多，而且也极易失败。足球的职业化道路更是如此，尤其是职业联赛与国家队的训练、比赛在时间上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如果解决不好，将影响国家队的训练与比赛，导致国家队成绩不佳。球迷们能原谅你一次两次，绝不会原谅你第三次。
　　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偏要坚持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