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亚萍十年三部曲
本报记者 吕英博 北京报道
和邓亚萍约的采访时间是下午四点半，我特意早到了十分钟，一进大厅就看低头忙着发短信的邓亚萍。已经做了妈妈的她消瘦了不少，加上一头利落的短发，整个人看起来干练非常。
距离08年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身为奥组委官员的邓亚萍所有工作都是按照奥运倒计时来排定的，每天工作都被塞得满满的。
“你能采访到我算是幸运了。”
“不是幸运，是坚持，为了这个采访我努力了两个月。”
邓亚萍了然的点了点头，端起茶几上冰咖啡轻嘬了几口，示意可以开始了。
过去时：规划人生
邓亚萍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奥运村部副部长。最近关于她奥运村“村长”身份的采访铺天盖地，于是我试图把她的记忆拉回十年前，刚刚退役的时候。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邓亚萍回忆说，“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于是，学好英语成为了邓亚萍当时最重要的目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来到了清华大学英文专业攻读本科学位。初入校时，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完整。上课的内容对邓亚萍来说也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硬啃。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在清华的第一年就在这样的“苦”中熬过的。“这种苦和当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比赛遇到困难，一听到加油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是读书是清苦，是孤独，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邓亚萍决定去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英语。对她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刚到剑桥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比较刻苦，效果却不明显。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语言基础还相当薄弱，要想在剑桥这个精英云集的学府里站得住、学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更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就这样，邓亚萍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学习完成了英语学习的第一步。“我终于戴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从清华毕业后，邓亚萍决定去英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决定看似简单，但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很多人会选择去美国，我也考虑过，但是考虑到国际奥委会在洛桑 （瑞士城市），是欧洲，所以去英国会更方便一些。而且对奥委会来讲，它里面的工作人员的主流还是欧洲人，所以了解欧洲的文化和历史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也许不了解，其实很多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是发源于英国，虽然现在在很多项目上英国的成绩不太好。但是它的根在那里，对于现代运动制定的规则也很成熟。想要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必须要了解后面的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样看来，到英国学习十分必要。”这时，邓亚萍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看着来电显示顿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没想到这一读就不可收拾了。”说完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进行时：筹备奥运村
现在身为“奥运村部副部长”的邓亚萍，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管理奥运村的各项筹备工作。奥运村部的工作比起之前在市场部来更加繁忙、琐碎，“我们的工作计划已经细化到了每一天，每一天要做什么都必须完成。所以今天倒计时一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日子，并不会让我的工作有任何变化。晚上经常会加班到很晚，早上又要很早到，6点多出门去上班是常事，我不允许自己迟到，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就是一个信念。”无疑，这又是一个邓亚萍风格的工作方式。
当听我提起外界对奥运村豪华程度纷纷抛出各种猜测时，邓亚萍马上连连摇头，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开始耐心地给我解释说：“我们作为奥运会的承办方，所有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怎么样去建立场馆等等，都是需要和国际单项协会和国际奥委会来合作的。每个场馆都有技术手册，是有标准的。奥运村也不例外。奥组委会在技术手册上标明应该有多少个房间，应该容纳多少人等等。各项要求都非常清楚，你要做的就是按照标准做事，和国际奥委会保持沟通，汇报进度。奥运村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怎么好怎么盖’，这一届我们按照要求要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同时也要是节俭的。所以奥运村不可能多么多么的奢华，那不现实。”
作为参赛运动员和奥组委工作人员，邓亚萍先后经历过五届奥运会、五个奥运村，没有人会比她更清楚什么样的奥运村才最适合运动员。“好的奥运村从来都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