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一直在为独立电影的生存环境进行呼吁，与电影局对话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要你对过去做的这些事情进行一个总结，你该怎么描述？
　　张献民：这几乎是一个史学话题，是比较严肃的，不像我自己在这里谈我自己的事情，许多事情不太准确也不要紧。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面对的状况，不是一个主流文化和另类文化的一个分界线，而是要面对信息社会当中所必然有的所谓的第三种声音。我们已经从有限交流走到了一个无限交流的社会，但与这个整体局面特别不相吻合的是，我们在对待文化政策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交流的极其不充分。我想对话可能首先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
　　问：你是比较乐观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铁板一块，不是我们不想跟他交流，而是我们没有获得交流的权利，所以就造成对抗意识，却可能丧失了一切行动力量。
　　张献民：我是比较乐观和积极的。其实有不同方面的人指责过我。我觉得我的这些观念的形成跟我本人的半官方半民间的位置有关。我做了很多民间的事情，但我的身份又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我是领国家发的工钱的。
　　张献民：这些年来有没有直接跟电影局方面的面对面对话？
　　张：有过寥寥可数的几次，最有名的那次对话是2003年的11月份，那是官方要求的，然后有一些人拒绝参加。然后主要是贾樟柯和我在叫人吧，我们两个人共同认为，当然要出席，持我们这个看法的不少。
　　问：去了多少人？
　　张献民：去了很多，二十多个吧。
　　问：当时有什么效应？
　　张献民：还是蛮积极的吧，当时有一个单片报批的制度，公司可以为一部电影申请一个临时的执照，就是在这次对话前后出台的。我说的不是在这个会之后，说的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氛围。当时对合拍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在一些国际电影展中不排斥地下电影与地上电影共存。而在那之前，只要有地下作品参加国际电影展的话，地上的作品是必须撤出的，所以地上的导演意见也非常强烈。
　　问：你以前做的工作是教书，传授知识，此外自己拍过纪录片，做过故事片演员，最近为什么又做起了监制、制片人？
　　张献民：真正决策开始做监制、制片人，是2005年的10月份吧。最初是因为我答应了甘小二的《举自尘土》，答应了之后就有些不太容易收得住。到2006年，我正式决定要搞一个工作室，就是影弟工作室，定期组织“影弟放映”，但它是非赢利也是非注册的。
　　问：你对“影弟放映”的构想是什么？
　　张献民：最初我有两套放映思路，一套思路是赢利模式。赢利模式我做了几个计划，但在推广当中都遇到非常大的挫折。我想把这些独立电影打一个包，一年当中进10个大学，每个大学每年放10部电影，每个大学给我1万元，我再把这些钱分给作者。但事实证明我这完全都是空想。
　　问：你联系了多少大学？
　　张：联系了大概有20多家吧。有几个人给我回信，说担心各种障碍，我觉得政治上的障碍都是虚的，主要还是经济上的障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张献民的“段位”还不够，做这个事需要德高望重，我还没到这个地步，我还是以一个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