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许川
　　2007年，中国进入3000亿GDP俱乐部的非直辖市由去年的7个增加到13个的消息，在舆论层面并没有获得欢迎。大部分评论认为，这些“富可敌省”的城市GDP的取得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还有评论认为有些地方的民生福利并未随着GDP的提升而提高，因此，高速增长的GDP并不值得骄傲。
　　舆论的转换显得十分奇妙，就在几年前，如果哪个地区取得高速发展，往往引来其他地区艳羡。几年过去，这样一个标志地区财富增加的指标怎么就变成了过街老鼠？
　　GDP在全世界至今都是标志各地国民财富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当年的GDP增速下降而感到高兴，更不会因GDP增长快而忧虑。很简单，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地区的就业问题，而就业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重视的第一课题。最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因产业转移而形成的就业压力已使政府颇感棘手，全球的贸易摩擦也大都由此而来。
　　2006年上半年，一直作为全国增长排头兵的深圳市，其GDP增速首次落后于广东全省水平，这一消息令当地政府官员极为紧张。幸好到了年底，最终核算的该市GDP增速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才使官员们松了口气。这样的情形到了去年上半年再次发生，舆论再次对此发出惊呼。可见，即使是发展最快的地区，对自己的国民产出数字仍是极为敏感。在2007年年底，深圳的GDP数字接近6800亿，增长14.5%，这项指标被部分媒体报道为全国增速第一，同时资源消耗指标下降。
　　实际上，深圳是国内较早意识到在原有产业模式下GDP高增长不可持续的地区之一。这个城市的前任一把手李鸿忠上任之初，即提出四个“难以为继”，来说明当地面临的增长极限和困境。于是深圳提出了“抛弃速度指标，突出效益指标”的口号，并且很快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民生净福利指数的考核体系。但这个城市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高速增长的追求，在其民生净福利指标休系中，接近一半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关。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引进金融企业方面大方出手奖励，还是在物流和文化产业方面大手笔投入，其招商引资的急迫心情在政府与企业打交道时都能看得见，最近他们又为中国人寿海外公司落户当地一次性拿出了2000万的奖励支票。这一切说明，他们希望在支撑GDP增长的传统因素衰落之前，能建立起新的产业竞争力。
　　深圳的这一目标在2007年终的时候部分取得了成功。从最近该市公布的财政税收数字分析，来自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增长达到了惊人的91%和33%，而来自于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也超过三成，相应的来自于第二产业的增长只有二成。从税收数字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的经济转型正在加快，加快建立符合当地资源状况的金融、物流、高科技研发制造业基地的规划正在变为现实。如果说淡化GDP指标已成为深圳的施政核心，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不妨把其淡化GDP指标，看做是当地为实现经济转型而为自己松绑的一个措施。
　　认真观察跻身3000亿俱乐部的非直辖城市，可以发现这些城市都因其对产业的高度吸引力而获得成功，这些城市大部分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的大多是产业升级，而非传统的“涸泽而渔”的增长模式。
　　曾经的“GDP崇拜”带来的恶果之一是不管任何产业，只要能带来税收就一律引进，并且常常是屈从于厂商的要求，而不加规划地设置，从而加快了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浪费。但是，这并不能引出“GDP万恶”的结论。正确定位城市的发展模式，在最适合当地资源状况的情况下发展合适的产业，不但不会带来GDP增长的放缓，而只会在更快的基础上建立起健康的竞争力。
　　以往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是 “又快又好”，快是好的前提；现在则是要求“又好又快”，快仍然是通向好的重要支柱和保障。虽然快与好的顺序有所调整，体现了更为科学的发展观念，但是对增长的期许并未改变，也不应改变。必须认识到，评价地区发展水平的“不惟GDP”，并非是“不要GDP”，乃至“反GDP”。在这方面，新加坡、香港甚至深圳正在做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