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伟
　　新一轮的电信重组方案尘埃落定。公布前就无悬念的“五变三”方案理应达到了国资委事前设置的目标——资产规模差别不大。在本轮资源再分配中，几家国有电信公司的“弟兄”们也均有斩获，新组成的三家公司在用户数量和资产规模上缩小了差距，至少不像以前那样贫富过于悬殊。
　　但这看似皆大欢喜的方案却鲜有喝彩声。媒体报道说，在此方案公布之前，包括一些来自国资委、发改委在内的专家们对这一方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普遍对“五变三”方案感到失望。
　　中国历次电信业的改革，目的都是试图消除垄断，建立有效竞争。新一轮的电信重组也不例外，意图解决市场竞争失衡的问题。但“五变三”方案之下，虽然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都获得全业务，但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年内，他们仍无法与中国移动形成有力的竞争，中国移动依然一股独大，有效竞争势必不能建立。
　　之前电信网通南北分治之时，曾出现过如此的困境：如不许双方越界发展，那只是把大垄断变为小垄断；但允许互相越界竞争，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又不可避免，提高了改革的成本。本次重组之后，三家电信公司都拥有全业务，他们将同样面临上述困境——进入对方势力范围还是不进，都是一个难题。最后最大的可能是回归到当下的局面：几家公司形成价格联盟，消费者依旧支付不合理的账单。
　　另外，本轮电信重组也与未来3G牌照发放息息相关。照现在的分析，国内市场将存在三个3G技术标准：中国移动将采用TD-SCDMA标准，而新联通则采用WCD－MA，新电信将采用CDMA2000。而在其他国家都只有一个3G网络。果真如此，由于三种网络制式不同，消费者要换一家运营商的网络，可能的前提是必须再花几千元买一个不同制式的3G手机，这对消费者利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对“五变三”方案的意见并非完全反对之声。赞同者认为此方案是符合当前国际电信业的发展趋势——从分拆到合并。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就是佐证。1984年，AT＆T这家当时资产达1500亿美元的巨无霸公司由于垄断，被一分为八。而两年前，AT&T收购了南方贝尔，开始整合之旅。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全球电信业的确呈合并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AT&T在内的电信业的合并和重组都是基于开放的电信市场，其主导力量是市场力量而非行政力量。1984年拆分AT&T，是因为反托拉斯法诉讼结果所致，绝不是来自监管机构FCC指定。在后续的运营过程中，对于各个公司的约束是通过修订电信法来完成的。从法律和监管角度看，AT&T的拆分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反对垄断、鼓励市场竞争并不以个别公司的利益为转移。
　　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的电信市场绝对不能说是完全开放的市场，历次的电信分拆和重组都是行政性力量主导。对电信企业的监管，之前是信息产业部，现在是工业信息化部，但在目前体制下，监管官员与电信企业领导者可以互相替换，今天是电信企业领导者，过段时间又成为监管机构的官员，这种骨肉相连的关系，监管又从何谈起？
　　正是因为行政性力量的主导，中国电信业的重组一直强调的是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国有运营商竞争的均衡，而最重要的消费者利益却被忽略。基于这样的重组出发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专家不看好的方案却成为最终的方案，为什么如此重大的重组方案，公众既没有参与权也没有话语权。
　　当然，中国的电信业改革和重组是离不开政府支持的。但是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监管而非管理，监管之意就是制订透明的游戏规则，而非替企业决策，替市场做主，让公众埋单。政府要告诉公众“五变三”的规则是什么，而不是讳莫如深的“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