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全球粮价高涨，风声鹤唳之下，关于粮食安全的种种高论又起，其中尤以依靠中国自身能力确保粮食供应最为响亮。然而，甚少被怀疑的所谓“自足”，是不是一种最佳的应对方式，在目前事态下尤须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考量。
　　倡议确保粮食安全者多喜欢从所谓“战略考虑”出发研判问题，举凡牵涉到战略，则不惟以经济成本为归依，而须加之以政治因素，要从国际格局的大视野看问题。
　　循此逻辑，人们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有没有险恶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从全球粮食市场上进行采购的正常渠道面临威胁？
　　答案是否定的。无论从官方定调，到民间舆论，无不认为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在此问题上敌情意识过强，无异于否定目前的大好外交形势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努力。早前几年，谈及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香港著名学人张五常即断言，他怎么也无法想象，中国会有一天面临全面禁运，以致无粮可买。
　　也有人从国际经济形势出发，认为目前粮价高企，粮食市场动荡，自保之途首重自身的生产和供应能力。
　　在一个全球市场联动的年代，冀望能独善其身是善良而单纯的愿望。如果我们面临的是全球性粮荒，那么可能需要全方位的闭关锁国，才能保证粮食的增产部分不被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到国际市场上去。
　　以玉米为例。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对生物燃料的投入，带动玉米等原料价格上涨，中国产玉米也有不少部分被吸引而去。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由于饲料价格上涨，导致猪肉禽蛋等消费品价格一路走高，进而导致出现结构性通胀风险。有人即提出限制玉米出口之议。然买低卖高，自古皆然，靠人为力量阻遏，鲜有成效。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能依靠市场的力量，一方面减少出口补贴，一方面理顺流通体制，让玉米在本国市场的出售所得大过出口获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跳出从敌情意识的政治考量框架，再摆脱独善其身的前锁国心态后，我们才能从正常的成本计算出发，去寻求粮食安全的正道。
　　这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出发进行权衡。首先从国际市场来看，考虑到中国在当下依然享有的劳动力众多且价廉的优势，和所面临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偏少——且因城市化和工业化会持续减少的劣势，则从比较成本优势出发，以输出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品来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几乎是不争的选择，惟一需要解决的是技术性层面的比例多少的问题。
　　把目光放回国内。以中国管制体系的运作规律来看，一旦确立粮食自保的国家战略，则此国家意志会被层层分解到各地，变成各省自保，各地市自保，乃至各县乡自保。这种情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出现过一次。其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谬误，长期为学界诟病。
　　早在1960年代，面对地方上提出的粮食自保呼吁，当时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即断然拒绝。他给出的反对意见相当简洁朴素：油料作物产区如要粮食自保，须减少油料作物种植面积，这会导致油料作物减产，而粮食主产区为了弥补这一油料缺口，势必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来种植油料作物，两败俱伤。
　　事实上，即使在一国之内，若事事从自保和安全出发，强求产粮区与其他经济区之间协调调拨，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也并不合适。一个简单的例子，考虑到仓储和物流成本，广东省从越南、泰国等周边国家进口粮食，要比从东北运粮划算得多，虽然后一模式看起来要“安全”很多。
　　因之，充分利用和驾驭一个内外打通的粮食市场，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