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经济观察报：你来这里支教是一年还是两年？怎么决定下来的？
　　贺卫方：是两年。
　　当初我要调走，后来又要回来，北大这样的学校，你贺卫方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别人不说，我心里也有某种不安和歉疚。所以，学校这时候希望我暂时到新疆来工作一段时间，从任何角度——道义的角度，朋友的角度，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去，那太不近情理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博客里曾感慨北大 “兼容并包，良非虚言”。
　　贺卫方：是，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注脚，成为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注脚。以后大家举例说你看贺卫方调动的过程，还是可以看出北大是个比较有胸怀的大学。
　　经济观察报：以前到新疆是短暂拜访，这次是长期居住，心态是不是不太一样？
　　贺卫方：是有点儿，有喜有忧吧。
　　不过，能有个环境让我安静下来，沉下心来读点书，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好的事情。新疆是中亚腹地，经历了很多历史变迁，有机会在这里呆一段，读些和这个地方的历史有关联的书，不是说追求去做这方面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个国民，一个在大学里工作的国民去理解新疆，也很令人憧憬。
　　经济观察报：你说2008年是你的 “折腾年”，现在是不是有尘埃落定的味道？
　　贺卫方：差不多吧。比较平静。去年的调动这个事还是让人有种不安的感觉，离开北大还是有种不大能割舍的感情。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所以情感上的波动还是挺大的，这件事也引发了许多议论，网络时代铺天盖地，让你不得不去关注一些东西，回应一些东西。
　　2009年一开始又是这样一件事。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心态安定一点，仔细做些阅读，也是一件好事，也算是休克疗法，彻底让你一下子进入一个平静的空间，稍微远离一点中心地带的躁动不安，也蛮好的。
　　经济观察报：以往的不能平静，更多地出自于哪种原因呢？
　　贺卫方：其一当然是个人因素，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交友，属于比较外向的类型；另外也许是我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受社会关注的领域，个人也自觉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所以说这种不平静多多少少还是自己造成的。要是自己想安静的话，即便在北京，也是可能的。
　　法学这个学科比较入世，需要把社会当作法学思想和制度的实验场，这没办法避免。以最近关于司法改革到底要走哪条路的讨论为例，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是想解决一个问题，走的路不同而已，你会发觉这里面特别有魅力，特别值得投身其中去论辩，去阐释，去说服更多人接受你的主张。更别说还有很多让人拍案而起的事情，像曾经的孙志刚案等等，这些给法律界提出太多的挑战，也涉及自己的良知，你坐不住。
　　但没有完美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就会变成离不开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知识界要发出声音了，你就要出来，如果你不想出来，别人会困惑，你为什么不出声了？许多人会坦率表达对你怯懦缩头的不满，你就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难以自拔。自己就往往会感觉到矛盾。
　　有些事情我特别想说话，也说话，但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说话，否则你就变成一台发言机器了。
　　经济观察报：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贺卫方：其实从去年或更早点开始，我也在做一些离现实遥远点的事情，比如对历史做一些小的考据。我去年写过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写过 《黑船上的汉学家》，我还曾考据过钱钟书文章中的一把小扇子，后来利用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去当地纪念馆把扇子找出来了。
　　这些也是在知识上很愉快的事情。
　　另外，我很欣赏你们报纸提出的 “理性，建设性”。当你遇到现实的问题时要认真考察，而尽量不要用泛道德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更愿意别人把你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人？
　　贺卫方：一个学者，一个关注现实，希望对现实的改变能产生合理影响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注意修辞学的学者。孔子说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法律也是一门说服人的艺术，我自己很着迷于西方辩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