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整理国故”，必然面对“国学”与“科学”的关系。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也是这一运动的纲领，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则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整理国故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 “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借此证明“科学”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因此，提倡、宣传“科学”也具有传统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相信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方法”，要借整理国故来证明此点，同时，这也是“打通”二者的一种积极努力。
　　胡适的科学观，是以属于经验论（Experimentalism）哲学传统的“实用主义”（Pragmaticism）为基础的。他将“Experimentalism”译为极富自然科学意味的“实验主义”，表明在他的心目中，这种哲学是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一种“科学”的哲学。他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这种哲学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验的方法，强调“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这种哲学，实际是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 “思维术”（思想方法）。他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实验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试验室态度和方法。由此，他发出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号召，在他的心目中，清代汉学便可说是只研究“问题”、不过问“主义”的典范。
　　在他的心目中，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这是比实际的科学研究和结果还重要的。因此，胡适认为“整理国故”也就是哲学和科学互相结合阐发、总结和提升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的一种途径。因此他不厌其详地以音韵、训诂、校勘为例，细致分析汉学中的科学精神。他写道：“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点科学的精神。”最后，他将清儒的方法概括为“（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对“科学方法”最为简约的概括，后来他多次说明此点，以至成为“胡氏科学方法”的代名词。由此可见清儒的“汉学方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在晚年，他依然坚持认为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发展史与中国古代的学术“方法都是一样的”，他不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而考证中国古代小说是 “想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他说，“我对于小说材料，看作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很明显，他始终认为在各门学科间有一种最基本、最简单、一成不变的共同的“科学”方法。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研究的成就辉煌，大师迭出，正是新文化运动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建设性成果。
　　胡适提倡国学研究除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之外，当然还有其个人的原因和意义。
　　从个人文化根源上看，他可说是从小就受到“国学”的教育，对此自然有种“亲和性”。但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政治腐败、剧烈动荡的社会中，沉浸于国学研究之中无疑是种逃避现实的精神安慰。对此，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曾在1914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德国文豪歌德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此意大可玩味，怡荪尝致书，谓‘以鞠躬尽瘁之诸葛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亦即此意。”胡适回国后，国难频仍，热血青年无法安于学业。对此，胡适便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劝诫青年回到教室，以歌德为榜样专心向学，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便潜心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
　　在乱世中潜心国学并非胡适一人的个别现象，而是近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如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红烛诗人”闻一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潜心国学十余年，甚至连楼都不愿下；闻一多的学生、著名的“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中国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如闻一多在躲避政治的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给饶孟侃先生》）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还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当闻一多在1940年代中期重新介入社会政治、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给臧克家先生》）此时，研究国学又成为为民族病症开方的“救亡”之举。
　　如前所述，胡适早在提倡国学时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不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而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实现“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 “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