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伟
　　同样的书，有两本或以上，就是“重本”。
　　重本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买重了而不知道，这种时候最不能原谅自己，因为这意味着你已经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了一个“买书人”，书如果读过，绝对不可能买重了不知道。我小时候最大的物质理想是可以买书不看定价，后来差不多达标了，读书的快感开始被买书的快感代替，买书如购物，书架上码的就不再是书，而是人民币。这种时候，反躬自省，精神最受刺激。
　　这样的重本也有特点，基本都是翻译过来的非经典理论著作，标题吸引，译文疙瘩，话题“深刻”而时髦，但就是不好读，或者是咬牙读了30万字，发现不过是证明了一句废话而已。这种评价太负面，不举例子了，到书店里看看，满坑满谷。
　　另一种，一本书出来，先买了读，后被朋友送，就重了。比如《这个世界会好吗》，书的题材很吸引人，开本和排版也舒服，早早买了看，除了编辑校对毛糙，书算一本好书。后来朋友又送一本，高高兴兴收下，完全不考虑占地儿的因素。这种书的命运一定是早晚送出，但送得会比较谨慎，对方一定是能聊得来的所谓“同好”。
　　还有一种重本，是自己太喜欢，价格又合适，特地买了若干本，打算分送朋友同事，主要是同事。有这个毛病和自己当编辑有关。为了未来自己的工作便利，送书育人，远远比挨个儿谈话加一顿饭安慰更便宜高效。这种重本总会备一些，比如三联读书文丛小开本时代的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我现在手里还有小十本，再比如同样是三联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版本早，而且价格便宜，每次看见，都会再买几本留着送人。这样的书送的时候一定满怀乡愿，但送出去后的效果如何，只能细水长流着看。
　　再有的重本就比较有意思，比如，某本书你纯粹是因为爱好，收了它初版以来的若干样态，积累下来看，全是时代变迁和历史沿革，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在路上》，都跟自己的小青春紧密相连，那后来出的各种版本，哪怕是一本精装一本平装，或者是重印时换了个封面，都要买来收一本，已经接近病态。
　　或者某本畅销书，其实是当年的旧瓶装新酒，余生也晚，先看见畅销，后来才找到根儿，比如前两年有本书叫《病夫治国》，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新华出版社出过正续两本，朴素得不得了。再比如著名的《光荣与梦想》，我现在觉得最亲切的一定是当年商务印书馆的那一套四本，但后来出的硬壳函装，莫名其妙也买了，放着看样儿。这样的书，都可以用来抚今追昔。
　　重本里也有让人浮想联翩的，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米黄封面罗曼·罗兰肖像的平装本上下册 《约翰·克里斯朵夫》，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印刷的定价是70多元，几年后第二次印刷就变成了50多元，让人猜测是出版社重版让利还是定错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