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进入第四季度，有关部门和官员关于“全年保八无虞”的乐观情绪渐渐升温，其中加油打气的用意非常明显。
　　同样一个GDP，承平时节人们喜欢高谈“不以GDP论英雄”，乍暖还寒时分则惟恐GDP过低难以支撑人们对复苏的信心。一个GDP，两种表述。两种表述是可以理解的，要害在于一个GDP。本来“保增长，调结构”的意思是要打造一种新的GDP，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重数量，更要重质量。然而放眼望去，“保增长”不遗余力，“调结构”乏善可陈的现象比比皆是——“保增长”时期的“调结构”似乎比宏观调控时期的“调结构”更像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
　　“调结构”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增长是即期的，是可以量化的，其动力源也相对单一，只要有足够的投入，就会有可靠的预期。最关键的，增长是增量的，这对于利益相关方来说可谓皆大欢喜。而“调结构”则是长期的，其成效不是那么容易量化，而且要做不少减法，需要地方政府长期坚定的意志和博弈的技巧，从政绩收益学上来说，更容易出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不利局面。
　　这既是一个经年的老话题，也是一个看似无解的老问题。然而在当前新的国际国内情势之下，这个议题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紧迫感。
　　从国际上看，各国对于气候变化和降低碳排等议题的关注日甚一日，美国甚至有意在未来凭借 《清洁安全能源法案》对进口产品征收所谓“碳关税”。这表明碳排问题将成为国际政经格局中一个重要的角力点，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中国须早为之计，越早调整产业结构越能避免被动。
　　从国内看，在强调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唯GDP论英雄”的发展思路已经越来越不见容于社情与民意，以毁坏环境为代价得到的经济增长也越来越失去其正当性。事实证明，一个非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无法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更无法打造出一个创新型国度——而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情形下，我们靠打鸡血针似的超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复苏，又能维系多久呢？
　　此外，从央地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过于容忍地方以老办法来推高GDP，无异于自我消解中央此前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如此一来，如果中国再度面临经济过热，中央再祭出宏观调控牌，会有更多的地方官去选择“留一手”，以免由于“太听话”而在下一轮保增长的时候陷入被动。
　　至于有关高GDP能够提振人们对经济和时局的信心的说法，其实也有落伍之嫌。世易时移，如今老百姓更关注身边的微观经济学，多选择以就业、实际收入和支出、物价水平、社会保障等指标来判断经济运行的好坏。单纯一个GDP的高低，已经不足以左右人们的信心。
　　事实上，引领美国走出复苏并奠定其战后长期荣景基础的“新政”，也从未以具体年份的GDP指标来提振人们的信心，而更多是以就业的前景、政府的福利开支、财富的更合理的分配等等来达致目标。“功夫在诗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是以一场“社会革命”走出了经济危机。
　　如若觉得身边的经济学指标过于微观，而社会工程的指标过于难以量化，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下的权衡指标：带动了多少民间投资，民企的数目增加了多少，提高了多少就业水平，人们的医疗、教育、住房等负担减少了多少等等。
　　数字游戏非信心之基，信心建立在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上，不建立在干瘪的GDP数字上，而高GDP下的普遍萧条感则更是一种最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