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哲：倒下的是墙，站起来的是人
南方周末 2009年10月5日
　　如果说，德国的分裂曾经让德国人感到屈辱，那这屈辱恐怕主要还不是来自国家的分裂，而在于曾经的一个德国被操纵在两个大国手中，处于核讹诈的前沿，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德国在战后的重新崛起，靠的是一个一个生活在残缺的领土上的普通人。甚至，最终使得西德能够赢得和平竞争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些普通人，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坚韧努力，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从而为整个民族挽回了尊严。所以，同外人总是喜欢从地缘政治、大国角逐、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等等视角来审视柏林墙不同，柏林墙在普通德国人中流传的却是一个个贯穿着人性的、鲜活的人的故事，有眼泪、有欢笑，甚至有幽默的故事，比如第一个因为偷越柏林墙被枪杀的青年。当尘埃落定，德国人的淡定中没有国家，只有一个一个的个人。没有柏林墙的时代，如果他们羡慕繁荣，或者他们只想发泄不满，至少他们不会有失去自由乃至生命之忧，打开门，过去就是了。
　　据说，柏林墙在建设时的工程代号，借用了我们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名字 “中国长城第二”。但遗憾的是，这道长城居然是用来针对自己国民的。这恐怕就是，无论德国人对现状如何不满，柏林墙却再无人为之辩护的玄机所在吧。
崔宇：国有企业有必要搞股权激励吗？
WSJ中文网 2009年11月5日
　　一般说来，股权激励的效果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的效率。在中国这个“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上，共涨共跌的系统性因素使股价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的价值，从而很容易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失真。如果说公司治理相对健全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应十分慎重，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更是没有必要搞股权激励。
　　首先，国有企业的长期绩效与管理层的努力和决策力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国有资源垄断企业来说，其高额利润主要来自于资源要素低价和绝对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其次，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任命和市场化的股权激励存在矛盾；最后，行政限制与股权激励自相矛盾。
　　总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首先应健全公司治理机构，建立市场化的人才选拔机制，才能逐步地实施市场化的股权激励办法。相关部门与其像现在这样加以种种限制，还不如直接叫停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
埃德蒙·菲尔普斯：不要被谬论误导
金融时报 2009年11月6日
　　理论斗争丝毫不少于围绕政策选择的斗争。在这个战场上，两种大错特错的理论正在驱逐正确的理论。那些代言人们看来对一百年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理论观点知之甚少。“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并未研究过凯恩斯(Keynes)，而新古典主义者或者误读、或者根本不读哈耶克(Hayek)。难怪谬论丛生。
　　这些谬论使分析师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不管怎样，全面复苏就在前方——得益于政府支出或者自我纠正的市场力量。依我看来，家庭、银行和许多公司糟糕的资产负债表，正预示着一轮长久的 “结构性衰退”。就业将会复苏，或快或慢，只要投资需求能够带动就业增加。考虑到增税（以支撑政府的支出）的就业效应，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还能否带来帮助？这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如今，这些毫无新意、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所发出的蛊惑之辞，正在误导着政策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