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伟博：美国须视中国为友
金融时报 2009年11月19日
　　民调显示，中国的14亿人口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深怀好感。然而这种友善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准备应对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所描述的敌对的中国：抢走我们的工作，带来安全威胁，永远不能当做朋友加以信任。
　　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对手，甚至是未来的敌人，往往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器计划维持当前的国防支出水平，并把重点放在持续三十年之久、弊多利少的法律制度上。
　　但必须考虑以下事实：中国将继续以比美国快四至五倍的速度增长。不到三十年，中国的GDP就会与美国相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会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按照占GDP3%至4%的全球标准支出军费，中国将拥有相当或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到那时，日本、韩国、印度和印尼等盟友将面临一个艰难选择：是选择增长迅速、颇具影响力、并将保持庞大的贸易规模和增长的区域强国——中国为友，还是坚持与（远在12小时航程以外的）美国交好。这是我们为未来设定的远景吗？我认为不是。
李华芳：“山西模式”还是“温州模式”？
新浪博客 2009年11月19日
　　围绕山西煤改的主要争论，说穿了就是要国有还是要民营。不需要重复诸如“产权清晰、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等相互关联的改革经验，我们就能看出此次山西煤改过程中“国进民退”的不合理之处。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是，何以山西煤改会出台明显与改革经验不符的政策。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许就会清楚很多。黄章晋在解释山西模式的逻辑时提出对当下的山西决策者而言，重大安全事故问责机制已经构成对行政官员的约束，这一约束的力量甚至超过了GDP导向的激励。因此由国企完全代替民企对地方官员而言的好处是，在分布于山西各地煤矿的管辖权上收的同时，事故的责任也被一并上收，国企煤矿事故的责任与地方基层政府完全脱钩，这或许才是山西煤改背后的原因。
　　也就是说，其实煤矿的效率高不高、污染大不大、够不够安全并不是地方官员坚持的利益重点，其核心的着眼点是让安全问题的责任由别人担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煤改不但违背经济领域的改革方向，造成对地方经济的损失；同时也没有促成官员向中央和地方公众更多负责，减弱了中央威权对地方的控制，是一个两头不靠谱的方案。
林伯强：不能把油价上涨简单归于投机
　　影响石油价格上涨的基本因素还是石油供需。现实的石油供需情况是，需求仍将比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来自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供给方则看着石油需求增长潜力、石油储备和石油替代。当油价很高的时候，供应方就不着急卖。当去年油价大幅度上涨时，至少欧佩克就认为高油价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市场上原油供应充足，没有必要增加产量。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没有有效的替代，当总需求量大到足以导致稀缺预期时，需求快速增长推动的不是供给，而是价格。那么，当供需偏紧，一旦风吹草动，如地缘政治、美元贬值等，都会引爆油价加速上涨，这就是投机的威力。令人担优的是，如果我们都把油价上涨简单归咎于投机，而忽视了石油需求的基本面和石油替代，我们只是在给投机提供更大的投机空间。
　　也就是说，所有稳定石油价格的举措都应当围绕减小稀缺预期，主要包括减低石油需求增长速度和减少需求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需求增长速度越快，需求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因此，降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是关键。如果经济增长目标不变，那么，降低石油需求增长速度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利用效率和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