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彤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这段话是北岛说的，见他的《朗诵记》。
　　话虽如此，北岛组织策划的香港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11月26日开幕，免费穿越大半个地球或者从内地到场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并获得世界性认知的，仍是生存能力尚可且神经正常或基本正常的诗人们,这些世界一流诗人包括加里·斯奈德、阿赫穆德·海加兹、艾略特·温伯格、卡罗·布拉乔、库尔特·德拉沃特、高桥睦郎以及两岸三地的长串名单。像游客一样，他们也去黄大仙，出海游玩，吃大排档，看见那些堆积起来的整只螃蟹不知如何下口，除了在礼堂办大型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也在油麻地的书店里举办小型的朗诵会。当然，诗人们的另类和与社会过不去是必然的，那是成为诗人的基本素质，如果把“跟社会过不去”加上“或跟生活过不去”，就更为精准而安全。
　　开幕式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校园里的学生们谦和恭敬，教养颇佳，绝不另类，极有望成为商业社会的精英，有200多准精英跑来小礼堂听朗诵，其中包括北岛4岁的小儿子，朗诵会刚一开始就在保姆的怀中吵了半天要吃东西，吃着吃着睡着了。除开这个小家伙制造的噪音，手机响起的次数也不少，有些甚至来自台下的某些诗人们。尽管如此，这次朗诵会比1997年惨淡的40多人那次好得太多。1997，人人都在忙回归这样的 “大西瓜”，诗歌无论如何都算“芝麻”。这次一方面端赖诗人的高水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岛在中文大学的号召力，他目前在此受聘教授诗歌。据北岛的学生说，他相当一部分讲课内容来自其 《时间的玫瑰》和《失败之书》等。当然，这等“自编教材”远不及诗人本身的实践丰富。学生们终于知道，香港除了本地诗人和流行歌曲词作者外，原来离国际诗歌界也并不遥远。这个世界，人人都是孤岛，却又囿于地球村，谁离谁真的近，又真的远？北岛想把这个朗诵会定期开下去，弄成两年一度，因为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的城市，边缘文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但这里毕竟是离内地最近的城市，他要想长居在此，就要力所能及地改变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次活动的主要联系人兼摄影师、香港诗人廖伟棠对香港文化气氛的认识当然不会完全同于外来人北岛，在他眼中，香港的文化自有其繁荣和自由的氛围,这次朗诵会还专门安排了香港本地的粤语诗人专场，就是为了将本地的诗歌面貌完整地加以呈现。但廖伟棠也表示，这次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拔萃书院等几家赞助，拒绝接受独家全额捐款，免受资本控制和支配。
　　好的，还是回到现场。
　　诗人们坐在台上成堆的书籍上，构成舞台背景。他们居然像演员，甚至还事先排练过，以找出最佳的舞台效果。的确，当晚他们只是自己诗歌的朗读者，而不是创作状态下的诗人。就像诗集已经越印越精美，要配图配包装才能有销量，既然诗歌朗诵面对被视觉效果喂养大的公众，成为了“节”，朗诵自然就不能再以朴素的面目出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人们自然地聚拢过来，听诗人兴之所至地朗诵。
　　拔萃书院男生的杜甫《兵车行》已经朗诵完，感情充沛而夸张，带学生腔，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被要求的那样。这是身后千年经他人的表演而不是诗人自己的朗诵，也许诗歌这种极度个人化的作品根本就不适合 “大合唱”。但不管怎么说，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私立学校，艺术教育是拔萃书院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开场这首 《兵车行》，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在诗人朗诵之间负责演奏串场。
　　首先是女诗人卡罗·布拉乔。她用西班牙语朗诵她的名作 《水母之水》，语言极其华丽繁复，却又敏锐智慧，被称作“巴洛克风格”，她以转瞬即逝的图像设法逼近水的运动。这位墨西哥著名的女诗人，平静如同女教师，朗诵时几乎平铺直叙，甚至带有几分羞怯。只有aqua(水)这一音节几乎在每句中都出现，起起伏伏，自身便带足够的音韵美。北岛说：“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西班牙语算不算一种？
　　很巧，这次的内地诗人全部来自四川。一位是欧阳江河，一位是翟永明。几十年走南闯北下来，欧阳江河的普通话好了很多。他朗诵的是他最著名的《玻璃工厂》：
　　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从脸到脸/中间是看不见的/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
　　记得成都在1980年代作为国内诗歌重镇，每次公开或者地下的朗诵会都有轰动效应。欧阳江河的四川普通话在当时曾被嘲笑，一次朗诵会他索性中途改用四川话进行，另一位复旦大学来的诗人张浩用人们从不曾在朗诵中听到过的急速、低沉的语气念自己的诗作，虚情假意的慷慨激昂和低徊婉转被自然的节奏所替代，北岛所形容的 “革命式”声嘶力竭变得节制，诗歌真实的语言之美呈现——原来诗歌的呼吸是这样的。之后的“革命式”朗诵通常只有电台或者电视里的演员才用，诗人自己朗诵起来比演员更正常。
　　阿赫穆德·海加兹，这位埃及诗人因为政治原因远走巴黎，私下场合他一直说着法语。站在台上，他成了说阿拉伯语的演员——声音浑厚、相貌堂堂，个子几乎和北岛一样高，在诗人中算很高，大段大段的独白，其实都是他的诗，如同戏剧，他是很好的演员。50年前，海加兹已经是阿拉伯世界自由诗的先锋人物，至今获奖无数。他的风度和气势可以说是“艳冠全场”，但碍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人们对其真正的内涵难于理解，倒有一个共识——阿拉伯语如此动听：
　　那些天我们曾住在黑暗中/我们的天空满是猫头鹰，散播恶兆/在我们用汗水修顶棚的家/在每个季节变绿的田野/向羊群和牧羊人散播阴影……
　　又是两位说中文的诗人，台湾的鸿鸿和香港的也斯。鸿鸿的台湾国语腔软绵绵,写的诗却硬邦邦，尽是《土制炸弹》或者《占领区》这样的硬质政治题材，诗歌和政治从来脱不了干系，越来越是。而也斯，60岁的人，题材却相当都市化，如果香港算得上世界上城市化最彻底的地区，那60岁的也斯就是香港都市化的代表作家。他用粤语朗诵，街头巷尾和电视剧里近乎嘈杂的粤语，读起诗来却文雅。参加朗诵会的浸会大学中文系教师胡燕青说，粤语有9个音调，分6个主调3个变调，非常细腻，极富音律美感。莫非这又是带着朗诵使命的方言？
　　诗人读自己的诗永远都适合。如果这语言的组合在他的脑海里不适合成诗，那他有什么理由写出来？高桥睦郎，这位三岛由纪夫曾经亲密的朋友，当年应该也与三岛一样是英俊的青年，现在老了，是个典型的小老头，银灰的头发。评论说他的创作，缓和了日本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之间的紧张关系与隔阂。背景板上用我们能认出一半的日文假名，映出他的《我的名字》，另一种紧张与隔阂骤现，那是关于生和死：
　　我的名字 叫食死者/是一个能敏锐嗅出新的不幸气味的人/第一时间奔到丧主家 贪恋死尸/是一个不受欢迎高声叹息的人……
　　最后出场的是加里·斯奈德。这位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在日本当过十年和尚的美国人，凯鲁亚克的名著《达摩流浪者》主人公贾菲的原型，垮掉一代的精神导师，是这次朗诵会最著名的诗人。媒体对他老人家趋之若鹜，却仅限于采访，由于人人都想采访他，不得不举行了一次群访。事实上，开幕式后，并没有多少人围在他身旁，除了博闻强记的自由撰稿人梁文道，急急跟他交谈了十多分钟。诗人，似乎与不写诗的人之间有一道鸿沟。诗人自己不划，别人也要划，以为写诗的人不会说常人的语言，大家越来越生分。斯奈德名声很大，翻译过来的作品却寥寥；他跟中国的渊源颇深，译过很多中国古诗，却只在20多年前访问过一次中国；他成就更多，风头却多被金斯堡抢去，那位边拉手风琴或者边摇着转经筒朗诵的嚎叫诗人，从朗诵的角度来说，再也没有人像金斯堡那样成就斐然，哪怕他只有一首《嚎叫》著名。但那是1955年，半个世纪前。我们是在30年后开始熟知他们的名字。金斯堡已经死了，斯奈德也已经79岁。
　　诗人斯奈德还以保护生态环保著称，他住在加州一座25年没有通电的山上，在那里修佛参禅。如此静谧的岁月，如此在东方乐天知命的年龄，他朗诵的诗中还是充满焦虑，虽然他一直安详地坐在台上望着台下，哪怕台上其他诗人再也忍不住漫长的外语朗诵，却不能不顾自己姑且的演员身份转过身去看背景板上的译文而开起小差时：
　　我的前妻在她家里设网站/有一个儿子很少见面/另一个儿子跟他的妻子忙自己的儿女。我太太与养女这星期都在城里/为她上高中做准备……我的前一任的前妻成为风格独特的诗人/我的大部分作品/照目前状况/已经完成
他并没有在开幕式上朗诵最为中国读者所关注的英译汉诗，但在整个诗歌节中，有一个斯奈德的专场朗诵会和讨论会。这也是北岛他们所做的，香港诗歌之夜不仅仅是朗诵会，还会有一系列的学术讨论。香港是北岛所能选择的离内地最近的城市，或者说对中国大多数诗歌爱好者来说，这是一座最自由的城市，他所能做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