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璋 黄荭
　　浮生蹉跎，一路走来很长，回望之下却去日如烟。往事故交旧文章，没的没了，散的散了，过去了理应就放下了，之所以还有一点顾眄与念想，或许只为究其原委：守持根本，感恩所得。
　　1957年秋，我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早在6月份，系主任冯至先生已宣布分配名单：原定和德文专业樊益佑一起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樊兄湖南浏阳农村人，成分好，只因鸣放时讲了回乡所见违法乱纪的事儿，被指斥为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定了右派；为了表明不是专门惩罚右派，不仅他没去成人文社，连我也顺带一道发配到国际书店。学非所用，卖了五年零三个月的书。直到1962年广州会议，周总理向知识分子脱帽鞠躬，陈毅副总理讲“学用不一致的内部可作适当调整”，我才调去外文局《中国文学》（法文版），以应人才青黄不接之需，而那位直言莽撞的樊兄依旧留在书店，到后来觉得他连留在国际书店也不够资格，才调出北京，去了银川。1962年12月28日，我办理离开国际书店的手续，次年1月3日去外文局报到，也就在当天晚上，给傅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在书店工作期间，曾四年读一经，专攻傅雷翻译；之前没去信，是怕先生认为我没学好才去卖书的）。傅敏后来告诉我，他父亲收到信后大为感动，1月6日阅毕，旋即回复一函。在下一封信里，先生说他前信没有留底，请我抄一副本寄去。就这样，接续上大四那年和傅雷先生的通信往来，到1966年“文革”初先生愤然弃世前，曾致我约十封信。
　　1967年初，《公安六条》颁布，春节前实施严打，刮红色风暴，我老婆单位红卫兵宣布要来抄家。抄家前夜，我老婆很惶恐，自己先翻箱倒柜清理一遍。唱片事小，抄出来要砸就砸，她认为最危险的莫过于傅雷给我的信——傅雷当时已被打倒，且自绝于人民。那时冬天用蜂窝炉取暖，眼看那沓马上就要付之一炬的书信，忽然想起先生让我抄一份给他留底的那封信，从其嘱托之殷便知此信非俗。趁老婆转背之间，我飞快把那封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塞进裤子后面口袋里。信中先生提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并求“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等主张。若没有那封信，1979年开傅雷平反追悼会之际，或许就心灰意懒，不会去写文章，就算勉强写了，先生教诲不可能记得那么真切，最要紧的是，言而无“信”，缺乏凭证，会少了言之凿凿的底气。
　　文革期间，傅雷一直是反动权威、打倒对象，那封信就潜伏多年。待到文革后期，七五、七六年外国文学开始复苏。李文俊时有一新译作寄我“指正”，我不失礼数，写去一二看法。李文俊是海纳百川能成其大的人物，事后请我和夫人去他府上吃螃蟹作为答酬：三雄一雌，也顺带庆祝四人帮垮台。席间朵颐，宾主尽欢，我说所谈看法并非空穴来风、没有依据，便把傅雷墨宝展示于他。其后，冯亦代开始筹办《读书》，草创之初，各方征稿；李文俊觉得此信珍贵，向冯推荐，遂刊登于《读书》七九年第三期上。不久，从《参考消息》上得悉，傅聪去国二十几年后，将回沪参加其父平反追悼会。感念自己在学译过程中有幸得到大翻译家指点，出于对先生的崇敬与哀思，写了一篇《读傅雷译品随感》，发表在《文艺报》第五期，聊表纪念之情。
　　当年面对烧红的蜂窝煤，须臾间抽出那封信是个偶然。更偶然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陈应年偶然读到那篇随感，几年后竟然还想起来，请我编一本《翻译论集》。陈应年从北大毕业便在商务做编辑，已编“林译小说丛书”十种，“严译名著丛刊”八种，认为接着该编一本翻译研究的书，便找到了我，以为我对翻译理论有兴趣，或许还有点研究。我觉得他的设想很好，但自己虽热衷于译事，却不精于译道，先嘴上承应下来，惟恐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我跟陈应年说，可先找找看，有没有其它合适的人选。1982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大，七八两月我去参加文件翻译。翻译组的工作结束后，我找陈应年，问有没有别的合适人选，有没有别人在编同样的书。据他所知，尚无。于是就暂定由我来编。
　　万事开头难。在迷宫中给我一根阿里雅德涅（Ariadne）之线的，是罗根泽教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佛经翻译论”一章。我从中查进去，刨根究底，旁及其他，还真找到了一条路。1980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文所的人也可以到科学院图书馆借书。科学院图书馆位于东厂胡同，中国美术馆对面，库藏图书500万册。目录中翻到佛经卡片，便填卡试借，木版本、线装本、珍本、善本，居然都可借阅浏览，无意间竟发现了一座宝库。在科图一查查了四个月资料，早上开馆就去，傍晚四五点离馆，再借出三本书 （馆方规定每次限借三本），想当初可以把古籍借回家看，确乎是一份奢侈！查阅了很多经卷序文，都是旧版（原版）书，没有句读，当时复印又不像今天这么方便，图书馆不提供复印，多数资料只能手抄。孤家寡人做学问，惟勤查勤读，做专一之学，坏处是少了商量讨论，一切都靠自己摸索。断句拿不定的时候，就向馆里看书的老先生请教。如此这般，从汉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五四，一直到解放以后的翻译文论，都搜罗研读一过。兢兢择别，不敢有失。因为天天去，一去就是一整天，渐渐和馆里的工作人员相稔熟。有一个高个子男同志人很好，特别有耐心，为我查书提供诸多便利和帮助。八十年代初，人际关系还很朴素，我也只是在书出后，奉赠一册，聊表谢忱。
　　书编好了，当时编这类书都要有一篇“批判性”的序，不然不好出版。我此前在《中国文学》搞了17年中译法，没有正经写过文章，有也只三两篇短文小序。所幸我在看书抄书之际，随手写了一些心得和笔记。便把这些片段文字按年代排下来，拟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初稿，除了材料的杂乱堆砌无他。改二稿时，把翻译史梳理一下，大致分成古代、汉唐、清末民初、现当代几个阶段，概括出各阶段翻译理论的要义和前后承继的脉络。现在回想起来，此序得力于三点：
　　一是发掘出了一点新材料。千年佛典译籍一直库存在那里，但要你下功夫去发现，才成新史料。做学问，材料很要紧。挖掘出新史料，才可能有新史识，才能让资料活起来，赋予学术以生机。关于中国翻译史，近现代资料当时已陆续能见到，独缺古代部分；在科学院图书馆发现的古代译经序论，从认识发生论来说，追根溯源，开头部分恰恰最重要。
　　二是有一点负责精神。在《中国文学》工作期间，养成了认真负责的工作习惯。当时，翻译安徒生的叶君健是领导，何路是总管，她抓总，工作有章法，只管三个组长：中文组陈丹晨，英文组唐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就在组内）和法文组我。实际工作中埋头苦干，是第一要义。也就是孔子说的“执事敬”。任一事，成一事。编辑这本书也秉承了这种一贯的作风。《翻译论集》材料的收集，花了我十足四个月，写序用去一个月。篇目迄止于1982年年底。加上后期整理，于1983年春节前结束。编纂那几个月，都全身心专注于此书，无丝毫旁骛懈怠。总起来说：用力甚勤，费时半年。很多人都以为编这样一部《论集》，总得花三年五载的心血，其实集中全力，夜以继日，于短期内亦可毕一事。当年王国维之于《宋元戏曲史》，“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前人未尝为，草创功易成。
　　三是有一点行文经验。文革时，有天天读。每天早晨上班，读一小时毛选，开始看中文版，后来可看法文版，再后来可允许看外文书。当时悉心研读莫洛亚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其短篇小说集《钢琴独奏》，文字既古典又现代，既优雅又清新。普鲁斯特的长句学不来，莫洛亚的遣词造句则可学。我一向嗜读莫洛亚，对我为文为人都有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时期，“为文”主要是翻译时法文字句的推敲。莫洛亚行文，力求“简练、贴切、明晰”，切忌拖沓、重复、晦涩。那时手头常用的工具书是《LeBonusage》，力求用词典雅，行文简练，以致法国人都称我为“纯正派”（lepuriste）。而表达的讲究，有助于思想的深化。序文写得稍长，要收得紧才好。就在我为如何收尾踌躇时，莫洛亚又帮了一忙：出身于大布尔乔亚家庭，莫洛亚继承了家族的呢绒厂，白天管厂，晚上看书，鲜有空闲写作。他读到文学评论家儒尔·勒梅特用 “人类兽性的悲观史诗”一语，来概括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20部长篇的内容后，觉得大可仿效，开始尝试把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缩节成一句话，相反，他认为一句话也可以衍化为一本书。我从中受到启发，也尝试把《翻译论集》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作这篇序的结语。古代部分比较好办，“案本而传”，取“案本”两字，傅雷翻译求“神似”，钱锺书标举“化境”，只严复讲译事有三难，信达雅，多出一字。再读严复译论，其言：“求其信，已大难矣！”而译事之信，当包达雅。有了！遂把我国1700多年的译论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八字。这八字简单易记，起了画龙点睛之效，读过后记得住，不异援溺文于忘海。
　　在社科院外文所16年，兢兢业业，广读法国作品，却治学无成，不意偶然编了一本《翻译论集》，却成了我安身立命的依凭，并造就在译界的虚名。大哉，偶然！我偶然写了一篇谈傅雷翻译的文章，陈应年偶然看到此文，而此文能写出最硬的凭证是傅雷谈文学翻译的这封信犹存，而原信真迹在瞬息之间几乎就要毁去。多险啊！存毁就在瞬息间！而这偶然却仿佛在冥冥中铸就了我的命运。再说，人生是什么？不就是众多偶然！
　　《翻译论集》八四年出版不久，八九月间北外法语系主任郑福熙先生约我去做一次报告，给同学讲讲翻译。当时电话不普及，约请都是书信往来。我推说没学问，讲不了，他说讲讲你编书的过程就很好。我当时还年轻，讲不好就不好麻烦人，便说我自己骑车去，郑一定要派车来接。那时只有公务车，没有私家车。郑随车来，告此车是以许国璋先生名义要来的，讲座也是以许先生名义请的。许大教授在会上开场作介绍，说跟《翻译论集》同时推出的翻译理论书有四五本，以这本编得最好：一是第一次收了古代译论，二是辑录了金岳霖《知识论》里“论翻译”一节。估计是看到其师金岳霖的文章也选在里面，特加谬奖。为听取意见，商务曾以编辑部名义，登门拜访吕叔湘、钱锺书、王佐良、许国璋、季羡林等名家。关于古代部份，钱锺书先生认为：主要的都已收录，即使有遗漏，亦无关紧要。
　　之后20年，一直从事我的所谓法国文学研究，翻了两本中世纪小说，一本《红与黑》，一本莫洛亚。但等我退休以后，《论集》却风生水起，忽然成了我“再就业”的神奇名片。2002年兰州大学邀我去讲学，2004年台湾师大请我去，也因此书是他们必读参考书。
　　2003年3月末，我去台湾辅仁大学参加 “第四届中世纪学术研讨会”。那一届的主题是“骑士文学”，因为我译过一本骑士小说 《特利斯当和伊瑟》，所以有幸应邀参会。研讨会的海报也贴到了台师大，翻译研究所所长周中天教授恰巧看到贱名列在贵宾栏，就跟辅大要我的e-mail，发来一封英文电邮，邀我去做两小时讲座。那次行程安排很紧，前后只六天，除去来回路上两天、开会两天、游览一天，正好有一天自由活动，于是就去讲了一次。译研所已招几届硕士生，九月份开始招第一批博士生，周教授以为我术业有专攻，邀请我去开课。我说自己业已退休，又过了知天命之年，既不是博导，也不能用英文讲课，要讲也只能讲讲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周说，学校并不要求所有老师都用英文授课，研究所弱项正好是传统译论。博导不博导无所谓，只要是教授就可以。末了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闲在家里太可惜了，何不来我们这里教书！”这最后一句话让我动心。在外文局和社科院这么多年，做的一直是翻译和文学研究，从来没教过书，心中没多大把握，不置可否中就回来了。
　　台湾回来路经上海，正好碰到在沪探亲的施康强。说起台师大邀约之事，施康强打趣说：“假如请的是我，我一定去。与其像有些博导挂了牌不开张，不如你罗新璋，不挂牌去台湾开张。”受到好友鼓动，于是我把这份“美差”应承下来，办好手续，硬硬头皮就去了。原计划秋季开学履新，却因那时“非典”猖獗，拖到2004年2月才成行。去台之前，了结杂务之后，只准备了两讲，也就是两周的课程，其余只好到了学校，临时抱佛脚了。说到底，我对中国传统译论的了解实属粗浅，当初编《翻译论集》看了一些资料，囫囵吞枣，都没细究，只搭了一个空架子，并没有粲花吐论的真才实学。在台湾教两年书，真倒是教学相长；后来换新所长，让再教一年。报酬丰厚，生活便易。三年间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图书馆庋藏丰富，借阅方便。生平第一次能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读三年书。
　　应该说偶然编的这本 《翻译论集》，给我带来诸多机遇，更明确了学术方向。2006年华东师大请我去讲课，因办证借书不易，基本上就用台湾的讲义而加以条理化。2009年南京师大外语学院张杰院长请我给硕士生和博士生讲翻译，说得时髦一点，是华师大本子的升级版。当年年底，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腊宝院长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翻译会议，看到现在翻译研究领域人才济济，学问越做越深。反倒自己多年前机缘凑巧编了一本集子，拼凑了一篇序，初期粗浅，却备受称颂，过分地享有虚名。会议期间，得方华文教授赠《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一书，说最后一章专门谈到我的译论研究。后生谦逊，称他们这一代是读《翻译论集》成长的，还说培养了很多我的“粉丝”。老夫不才，虚荣之余，惟有惭愧。
　　《翻译论集》1984年初版印行一万册，1991、1994、1998年都曾提出要重版，因误字、标点，有50页需改版而搁浅，直到2002年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提出可重排重印，才和陈应年一起调整旧文，做了一些纫箴补缀，至2009年9月始出新版。好不容易，出一新版，应力求其完美，但抽改样却未允我校读，留下了若干本可消灭的错字和不足。至为遗憾。这本书虽主要由我编纂，但陈应年当年力主其事，且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故而在新版上一起署名主编，也是感念老友昔日发想作成之意。
　　《翻译论集》的题字，取自怀仁集的王羲之《圣教序》。其中“翻译”二字，写得妙绝。“翻”字少一撇，而“译”字多一撇，无意中点破了译事的玄机：翻译必然有得有失，文虽左右，只要大义不殊即可。正如傅雷先生所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
　　概而言之，蝼蚁浮生，一辈子无非也像做翻译那样，在“过”与“不及”之间做人、做事、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