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善辩的道长成为一群中国企业家的导师和益友；精通佛学的学者或法师身边聚集了一群商业上的成功人士；商学院打开大门欢迎新儒家的大师传道授业；讲解传统经典的学者成为中国的超级巨星；畅销书榜单上徘徊着对各种经典如 《金刚经》、《老子》等的重新解读；用俏皮话重新书写历史的作家也征服了大面积的读者和部分的商业精英。
　　已经发生的事实是，精神上的垄断随着经济生活上的垄断一起被打破。当我们迅速更新着自己对“丰饶”的定义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自己在精神上面对着一片前所未有的空旷之地。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仍然信仰着伟大社会（或者说好社会），它的名称可以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在抵达目标的中途，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途经一块辽阔无比的原野地带。这时，原先统治我们思维的精神上的巨灵开始撤退。这种撤退伴随着经济的改革和物质的繁荣而发生。在这片空旷之地上，我们没有固定路径。即使这条固定路径曾经存在，我们也已经从中出走，让自己重新置身没有路标的荒野。因为在这条固定路径上，我们没有办法在追求繁荣的同时又宣称自己是道德上的清教徒。我们同时打破了两个世界：贫瘠与匮乏的物质世界和单一而坚贞的精神世界。
　　于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重新成为了各种思维和信仰的跑马场。这种情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不罕见，而且与之伴随的既有思想世界的繁荣，也有整个群体精神之花的枯萎。
　　我们经历过百家争鸣；也经历过儒、道、佛的繁荣；曾有无数传教士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希望用自己的信仰来拯救东方灵魂；在20世纪初期经过各种思潮的激荡，其中最终让最多数人信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
　　巨灵在精神上的后退留下了一片空白之地。于是在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在精神上我们也开始了同样的摸索。多样化和多元化是这种摸索的必然结果，就好像在经济上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一样。
　　邓小平说过：“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和苍蝇也进来了。”精神上我们走出了封闭的铁屋，铁屋内的匮乏造就的道德上的完美也就注定难以维系。因此，来自新加坡的政治学者郑永年将意识形态的后退当作部分原因，来解释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发生的腐败问题。一些官员不再视自己为人民的公仆和纯洁的偶像，也不再自豪于自己在建设伟大社会中的作用，转而孜孜以求于个人私利的牟取。他们和商人们一样开始拜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交换个人和家人的私人利益。
　　至于那些具备商业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富人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本就是信仰上的孤儿。他们没有成为政治精英，这注定了思想上的铁律对他们没有苛刻的约束。他们可能会信奉管理大师的言论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些崛起于草莽之中的财富精英，同样需要金钱之外的哲学，作为他们后背所能倚靠的最坚实的石壁。缺乏安全感和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让他们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要去找寻这种精神倚靠。这也是我们频繁看到商人拜倒在各种大师门下的原因。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坚定之物，哪怕是暂时的和虚幻的。
　　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民众而言，有时他们效仿他们的英雄和榜样——比如大众明星和新崛起的企业家。最近十年，他们的思维成为环境的产物。这使他们容易变成什么都不相信的愤世嫉俗者，或者变成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只相信自己能够看到的最有效的物质，比如金钱，也容易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出让给某种宗教或言论。
　　新智慧的来源可以是对经典的解读、对历史的重温、对现实的自我思索，或者对某种宗教的信仰。我们的精神世界开始重新多元化。因此我们不是缺失信仰，而是缺失了精神世界的秩序。需要重建的，也正是这种秩序。我们需要去除思维和精神上的迷惘与偏见，重新回到对好社会和进步的真诚信奉之上——至于它是何种形式，那倒并不重要，毕竟，在精神上，我们都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