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言安
坚守的售楼人
　　杨苹现在是海口海甸岛某著名楼盘的销售经理。她个子不高，一头短发显得很干练，语速不快，也不拖泥带水。
　　一年多前，她来到这家港资背景的楼盘卖楼，由于所处的位置靠海，又是精装，2009年10月开盘的时候，均价到了1.2万左右。之前房子卖得不好。不想今年1月，海南房价在“国际旅游岛”概念中飙升之后，这个楼盘随之红火，均价一路飙升至2万左右。
　　2月5日，这个楼盘的房子就已经卖得所剩无几。已经在海南卖了10年房子的杨苹满心欢喜，也觉得不可思议。
　　2000年的一个冬日，杨苹从湖北老家来到了海口，“家里已经是寒冬刺骨了，穿着厚厚的衣服也不觉得温暖，谁知道中国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冬天依然会阳光明媚，温暖如春，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她选择了售楼的职业。当时的海口，依然笼罩在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萧条之中。“西海岸整栋的海景房3000块钱一平都卖不出去，更别说普通的商住楼。”杨苹说。
　　为了生存，杨苹只能坚守，每年的业绩仅供维持生计。即使到了2005年前后，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楼市开始全线飘红的时候，海南的房价依然如死灰一般，没有半点生气。
　　那段时间，杨苹感到崩溃，内地同行们不断传来的“数字业绩”让她备受煎熬。朋友们鼓动她回内地，哪怕去距离不远的深圳，也比在海口强。她自己也开始有些动摇。
　　杨苹承认自己是个犟脾气，当年来这里并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有无与伦比的气候和环境。如果回内地，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了。
　　她选择了留下。后来她去三亚卖了一年多楼，相比较海口而言，三亚的楼市复苏至少提前了两年。已经在楼市摸爬滚打了8年的杨苹敏锐地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可能又要火了，于是她折回海口。
　　去年10月，杨苹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在海甸岛附近买了两套70多平的小户型来投资，均价7000元。这个价格在当时偏高。她试图劝说朋友和自己一起买，被断然拒绝。
　　但杨苹自己觉得，按照当时的形势，海口的房价半年之内应该就会涨起来，她想半年之内，哪怕赚上20万，也很值。
　　让她没有料到的是，海口的房价不仅真的涨了起来，而且涨幅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到今年的2月中旬，杨苹的两套小户型均价都已经过了15000，也就是说，她的投资3个月后就获得了100多万的回报。
　　即使现在，还会有以前的朋友来向她咨询“可不可以买”，杨苹觉得最近的楼市已经失去理智了，应该暂时“按钱不动”，以待其他时机。
闯荡18年
　　刘述圣现在也在卖楼，同时他还是海南首家房地产门户网站——海房网的负责人。1992年来海南之前刘述圣在湖南株洲一家媒体工作了8年，上岛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口某区政府负责宣传。
　　与杨苹不一样的是，刘述圣初到海口时正是海南建省之后一片欣欣向荣之际，“当时的海口到处都是工地，整天机器轰鸣声不断，破马路上随处可见宝马、大奔。”刘述圣回忆说。这情景让刘述圣很激动，自己出来就是想干一番大事。
　　宣传专干做了不到三个月，刘述圣跳槽了。“在体制内混了那么多年，一心向往自由，本想到海南后能有一片新天地，谁知道又干老本行，心里不乐意，于是就辞职了。”刘述圣说。
　　刘述圣辞职后去了远在海口市区之外30公里处的桂林洋农场，之前他就瞄上了 “桂林洋赛马场项目大批招人”的广告。海口要搞赛马场了，这让刘述圣觉得意外，也很兴奋。
　　他应聘的岗位还是与自己老本行有关，即编写《赛马通讯》，同时担任会员部经理。“那时的桂林洋农场还是一片荒滩，地圈起来了，办公用房也盖起来了，甚至连马都买回来了，我也干得浑身是劲，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有前途啊。”
　　为了编好这份通讯，他通过各种渠道去搜集香港、澳门还有新加坡甚至美国那边有关赛马的信息，同时向外界拓展会员。“办公地点还没有正式定下来的时候，就有人提着钱要求入会，那场景真是让人感慨，也更加有干劲。”刘述圣说。
　　1993年下半年，某中央领导来海南视察之后，明确否定了海南赛马场项目，当时对马场的建设投资已经有近1亿元。政策的不明朗让投资人失去了信心，投资越来越少，项目逐渐停了下来，原来马场的工作人员逐渐离开了，这让刘述圣很伤心，但依然不甘放弃。
　　即使后来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刘也没有选择辞职，一直坚持到1995年，赛马项目彻底废弃了，他才被迫离开。
　　离开马场之后，他进了当时海南首富冼笃信旗下的地产公司。干了不到一年，浙江一位老板打算在本省一县级市圈3000亩地搞赛马场，听说刘曾在海南马场干了多年，便聘他去浙江负责这个项目的运营。一听说又要搞赛马场，刘毫不犹豫去了浙江。
　　由于政策依然不明朗，这家马场最终还是黄了。刘再次面临选择，家人劝他回湖南，刘想来想去，还是折回海南。
　　此时已经是新旧世纪之交，刘述圣又回到冼笃信旗下。冼笃信在楼市泡沫之后坚持了几年，但首富帝国最终还是分崩离析，刘述圣再次成为自由人。
　　痛定思痛，刘述圣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他创建了海南首个房产销售网站。
　　一转眼来海南闯荡已经18年。如今已经人到中年的刘述圣，提起过去的人和事，仍能一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仍能描述很多关键的细节。他时而会为自己“没有成功”感到沮丧。最近一段时间里，海南楼市疯涨，他的生意也红火起来，一天好几百个电话，开着车满省奔波，忙得不可开交，也乐此不疲。
“海南是割舍不去的情结”
　　有“中国地产第一CEO”美誉的天津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强，在北京打拼了15年并已功成名就，但他依然忘不了1988年5月广州码头的“芍药号”轮船，他由于晕船而吐得一塌糊涂的窘态，还有码头上那1.5元一晚的小旅馆。
　　这一年海南正式建省。已经在西安某媒体做了好几年记者的谢强，无意间看到海南第一任省委书记许世杰在发布会上的答记者问，动心南下。
　　“那时的我们就是渴望精神自由，许书记为我们拟好了一个蓝图，一个年轻的特区省多么诱人。”谢强说。
　　这一年5月，谢强和几个朋友一起南下。从西安倒了几天几夜的火车，终于到达广州，从广州到海南只能坐船。
　　谢强一行人到达广州之后发现，已经有无数人从全国各地涌向了广州通往海南的码头。每天只有一班船，人多票少，谢强只好在码头留宿，1.5元/晚，一个大通铺上睡满了向往“自由海南”的年轻人。
　　第二天，谢强和朋友坐上了船，从未乘船在大海航行的他们站在甲板上放歌。船行半夜，谢强由于晕船而吐得稀里哗啦。
　　到达海南之后，谢强发觉这片正在等待开发的处女地破败不堪，条件简陋，观念也比内地落后多年。上岛之后，他们在某一路口看到一幅巨大的“防火、防盗、防特”的宣传横幅，而另一面墙上，“我们一定要解放海南”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岛上没有通电，条件好的人家用柴油机自己发电。当时海口最高的楼是海口宾馆的望海楼。“现在再看，望海楼在海口根本就不足道了。”谢强说。
　　初上岛，人生地不熟，谢强通过老乡辗转找了一个房间住下来。房间里摆着上下铺，住满了人，谢强没有床可睡，只好钻到床铺底下席地而眠。
　　“半夜有人回来，洗完脚之后，随手就将水泼到床底下，估计也不知道我睡在下面。被洗脚水浇醒后我异常愤怒，要跟他理论，大家都劝我算了。”谢强说。
　　安定之后，谢强开始找工作。他投了很多简历，但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工作还没找到，带的钱却很快花完了，于是几个哥们商议，决定去海口宾馆附近拉小提琴卖艺，挣点钱，然后去附近的大棚子饭馆吃饺子。
　　弹尽粮绝之后，谢强只好回西安。谁知道回西安还不到一个星期，《海南日报》来电话说要他，于是他再次从西安辗转来到海南，出任《海南日报》机动记者组组长，主要跑省委省政府。
　　谢强承认这是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当时海南省最高决策层有接触的机会。由于出色的文字功底，在做记者一年多之后，他被调到省政府做常务副省长的秘书，一直到1991年，才回到《海南日报》。
　　谢强感到当时海南在欣欣向荣的背后，已经露出一些不好的苗头，比如当时决策层对海南特区开放探索过程中，政策的摇摆很多，甚至有很多有优势的政策根本无法落实。
　　而当时的楼市更是无比疯狂：在5楼拿到规划的图纸，就已经有人在7楼等着买了，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击鼓传花”。
　　1993年，谢强供职的《特区证券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某上市公司的失实报道，作为总编辑的谢强主动承担责任而辞职，离开了海南媒体圈。“走出证券报的大门，不禁意兴阑珊，这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生活实在不大适合生性自由的我。”谢强说。
　　从那时起，谢强开始萌生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的念头。
　　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受朋友之托来北京写剧本的谢强遇到了另一位从事地产的朋友。由于这次偶然的相逢，他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征途，并在地产运营这个领域开疆拓土，建功立业。
　　离开之后，谢强的事业再也没有回过海南。“但海南7年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已经成了心中割舍不去的情结。我是在那里才获得经济意识的觉醒，也经历了失败，但是那里，我思想的天空是自己的，也是自由的，为此，我们这些在海南打拼过，又从海南出来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要说起海南。”谢强说。